城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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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中国城市碳足迹压力测算与非均衡性研究——差异、极化与空间集聚特征

康宽, 郭沛, 陈景帅

2022, 327(10): 4-16. https://doi.org/10.13239/j.bjsshkxy.cswt.22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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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化

通过计算2000—2019年中国33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碳排放和碳汇数据,构建城市碳足迹压力指数,从七大地区和城市规模的视角分析其差异、极化和空间集聚特征。研究发现:城市总体碳足迹压力呈增长态势,高值集中在华南、华东和华北地区,低值集中在西南地区,城市碳足迹压力与城市规模成正比。城市碳足迹压力总体差异水平较大,子群间净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主要集中在华南—西南地区。从城市规模来看,碳足迹压力差异主要集中在城市规模差异较大的组合。城市碳足迹压力极化水平下降明显,主要由认同度下降导致。城市碳足迹压力空间集聚类型主要表现为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前者集中在华南、华东和华北地区,后者集中在西南地区。一线和新一线城市以高—高集聚为主,低—低集聚城市数量与城市规模成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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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科学

社区身份隔离与乡城移民的邻里关系融合——基于“情境—感知”视角的分析

张贵生

2022, 327(10): 17-26. https://doi.org/10.13239/j.bjsshkxy.cswt.22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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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化

基于“情境—感知”视角,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考察了社区身份隔离影响乡城移民邻里关系融合的过程机制,发现在控制了城市社区的经济社会状况和个体性特征后,无城镇户籍的移民在社区中与城镇户籍居民的身份隔离度越低,反而越易降低其主观地位感知,特别是降低相对邻居的地位感知,间接抑制邻里融合;即便获得了城镇户籍,身份隔离度的降低也会削弱乡城移民的相对地位感知,继而妨碍邻里融合。这表明单一追求身份混居未必全然有益,反而可能强化乡城移民对关系性隔离的自主性生产,而持续提升乡城移民向上流动机会和地位获得感则有助于让混居型社区发挥正向的融合效应,同时,这也表明,深层次的社区整合和包容性社区建设仍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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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设与发展

城市直播电商空间的演进特征、逻辑与策略研究——以杭州市为例

陆建城, 罗小龙, 钱俭, 黄琴诗, 肖冰

2022, 327(10): 27-34. https://doi.org/10.13239/j.bjsshkxy.cswt.22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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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化

直播电商作为移动互联网时代崛起的新经济代表,已成为国内学者关注的新热点。但受限于出现时间短和数据获取难度大,已有文献较少从空间视角对直播电商问题展开系统探索。以国内直播电商龙头城市杭州为例,基于电商主播的时空数据,运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从静态和动态两个维度探索城市直播电商空间的时空演进特征,并总结其内在生成逻辑,从优化空间格局、构筑直播电商生态圈和创新制度供给三个方面提出引导策略,以期为国内其他城市直播电商空间的规划与管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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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设与发展

环京津地区“三生”功能演化特征及分区调控研究

徐磊, 王建鹏, 张贵军, 马立军

2022, 327(10): 35-44. https://doi.org/10.13239/j.bjsshkxy.cswt.22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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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化

以环京津地区73个县区单元为研究对象,采用综合评价法测算其国土空间多功能值,利用空间分析法、标准差椭圆模型揭示“三生”功能的时空演化特征,结合共生度模型和共生系数探讨各功能之间的共生关系,提出环京津地区“三生”功能分区调控策略。研究结果表明,环京津地区“三生”功能具有明显的时空差异性特征,并存在显著正向自相关关系。环京津地区的生产功能与生活功能以生活支配型正向非对称共生类型和生活收益型寄生关系为主,生产功能与生态功能以生产收益型非对称寄生关系为主,生活功能与生态功能以生态收益型非对称寄生关系类型为主。环京津地区共划分为4个一级功能区和11个二级功能区,并基于此提出国土空间功能分区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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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设与发展

功能分工、经济集聚空间溢出视角下城市群多中心性研究

李刚

2022, 327(10): 45-54. https://doi.org/10.13239/j.bjsshkxy.cswt.22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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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化

伴随城市群空间结构由单中心向多中心、网络化转变,其功能分工与经济集聚会呈现出不同的空间效应。具体而言,当城市群处于单中心空间结构时,功能分工与经济集聚的极化效应显著;当城市群为多中心空间结构时,功能分工与经济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利用2015年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城市群的截面数据,建立空间联立方程模型,通过实证分析认为,京津冀城市群为单中心发展模式,发育水平较低;珠三角城市群处于单中心向多中心模式的过渡阶段,发育水平较高;长三角城市群为多中心发展模式,发育最为成熟。从城市群一体化发展角度来看,应促进城市群内城市之间的功能分工,进而推动城市群内部城市之间的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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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社会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技术创新与中国城市经济韧性

冯笑, 苏二豆

2022, 327(10): 55-63. https://doi.org/10.13239/j.bjsshkxy.cswt.22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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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2008年金融危机这一外生冲击变量和2007—2016年中国地级市层面数据,系统考察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并探讨了技术创新在减少政策不确定性负面影响中的作用。结果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通过贸易敞口显著降低了城市经济韧性,而技术创新可以通过强化竞争优势、补全供应链以及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等途径有效缓解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城市经济韧性的负面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与中西部地区相比,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贸易敞口较高的东部地区城市经济韧性的负面影响更大,且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越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所带来的负面冲击越大。我国应持续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提升城市应对风险的能力,提高城市经济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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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社会

数字金融发展对城市经济绿色低碳转型的影响研究

朱悦, 张军涛

2022, 327(10): 64-71. https://doi.org/10.13239/j.bjsshkxy.cswt.22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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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化

构建包括STIRPAT模型、调节机制效应和空间计量模型的分析框架,基于2011—2019年中国东部6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探究数字金融助推城市经济绿色低碳转型的多重传导路径,考察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经济绿色低碳转型的作用效果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数字金融不仅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而且基于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通过纠正资本错配、强化绿色创新和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途径间接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数字金融通过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促进本地经济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并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研究结果,针对数字金融发展助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双碳”目标实现提出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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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社会

社区智慧服务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基于“2022年居民民生保障需求调查”的分析

梁土坤

2022, 327(10): 72-81. https://doi.org/10.13239/j.bjsshkxy.cswt.22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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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化

采用“2022年居民民生保障需求调查”数据对社区智慧服务影响居民幸福感的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网络信息服务和人工智能服务等社区智慧服务既能直接提升居民幸福感,又能通过生活便利度这一中介因素间接地提高居民幸福感。社区智慧服务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在类型上具有结构性,网络信息服务对居民幸福感的间接效应在总效应中占主导地位,人工智能服务的直接效应在总效应中占主导地位。社区智慧服务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在年龄上具有势差性,随着年龄结构的老化,网络信息服务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呈现先上升后大幅度降低的倒“J”型特征,人工智能服务的影响效应呈逐步下降趋势。因此,需要根据社区智慧服务的类型结构性和年龄势差性制定针对性措施,以提高居民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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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超大城市治理理论与实践

城市更新中公众风险认知对其行为倾向的影响研究——以北京市老旧小区加装电梯项目为例

高书平, 胡象明

2022, 327(10): 82-92. https://doi.org/10.13239/j.bjsshkxy.cswt.22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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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化

为了探析城市更新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社会风险,并找出有效化解的措施,以北京市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为例,通过访谈和问卷调查,借助因子分析和多群组结构方程对城市更新风险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城市更新伴生诸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风险,公众对客观风险的主观性认知显著影响其行为倾向,其中,利益性风险认知和信任性风险认知比安全性风险认知对公众行为倾向的影响更大,安全性风险认知和信任性风险认知在利益性风险认知与行为倾向之间发挥着部分链式中介作用;部分人口特征变量显著调节公众风险认知对其行为倾向的影响效应。为有效化解社会风险,应注重主客观风险相统一,科学与人文思维相结合,提升公众风险认知水平,构建多主体合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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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瞭望

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28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程中海, 王艺梦, 王卓

2022, 327(10): 93-103. https://doi.org/10.13239/j.bjsshkxy.cswt.22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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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化

基于中国280个地级市2011-2019年的平衡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基准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非线性门槛回归模型,探究了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差距的影响作用与机制,并考察了数字经济与政府财政支持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数字经济显著加剧了城市经济的不平衡,并且数字经济的“鸿沟效应”具有明显的地区异质性与阶段性特征,这主要由消费扩张、对外贸易扩大的中介传导机制所致;数字经济水平对城市经济差距的影响呈非线性特征,存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政府科技财政支持力度的双门槛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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