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2011—2023年我国26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公众环境关注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公众环境关注可显著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关注度每增加1个单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提高0.082个单位。这一结论经过替换被解释变量、替换核心解释变量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公众环境关注通过强化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强度、增加地方环保支出、促进地区绿色创新提高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且公众环境关注在作用机制传导中存在阈值，只有当公众环境关注超过具体阈值时才能充分发挥机制变量对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中介效应分析发现，作用机制存在链式传导效应。此外，公众环境关注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区域和城市特征层面存在显著异质性。进一步分析发现，公众环境关注对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长期效应和正“U”型的非线性关系，且空间效应本地主导，外溢有限。研究结果对于促进城市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基于创新能力、创新质量、创新实效、创新贡献四个维度构建高校现代化评价体系，测度城市群内各城市在本地贡献与跨城市溢出下的知识创新综合水平。运用广义极值分布拟合、无条件分布估计等方法分析城市评分的分布模式与时空演变特征，进一步通过Dagum基尼系数分解探究差异来源，并借助空间计量模型检验时空收敛与首位城市引领的演化机制。研究发现，城市知识创新水平呈现显著的右偏重尾分布，且极化趋势随时间增强，空间差异主要源于城市群之间的板块性差距。城市群内部则同时存在条件收敛趋势和首位城市的显著空间溢出效应，表明演化过程受追赶效应与辐射作用共同驱动。研究揭示了中国城市知识创新“整体差距固化于区域板块、局部演化受收敛与溢出效应双重驱动”的总体特征，为“十五五”时期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及强化高校对区域创新的实效与贡献提供实证依据。

数字政务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在于切实满足人民群众对政务服务的期待与需求，需要以整体、畅通、赋能为建设目标，破解发展中的“重建轻管”和“建而不用”难题。从供需互动视角出发，基于2018—2023年我国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动态QCA方法探究高水平数字政务服务的组态路径。研究发现，单个因素不构成高水平数字政务服务的必要条件，数字政务高质量发展包括民意驱动式、政府轻推式、全面引领式三条路径。随着时间的推移，民意驱动式和政府轻推式路径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表明政府角色正在向“助轻推”和“促互动”转型。未来，应当秉持分城施策的基本思路，持续深化政民互动机制，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因地制宜，推动城市数字政务高质量发展。

数智化转型深刻重塑了城市经济运行方式与劳动力市场结构，其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有待系统检验。基于2010—2022年我国城市面板数据，从数字产业基础、数字应用规模、数字技术创新、人工智能创新能力等维度构建城市数智化发展水平综合指标体系，并从就业环境、就业状况、就业报酬与就业保障四个方面测度城市高质量充分就业水平。在此基础上，运用双重机器学习方法识别数智化对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因果效应。研究发现，数智化发展显著提升了城市高质量充分就业水平，数智化主要通过提升政府治理效能、优化市场要素配置效率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等路径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实现。研究结论从因果识别视角深化数智化与就业质量关系的理论认知，为在数智化背景下协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构建高标准市场体系、优化产业结构，从而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提供经验依据与政策启示。

数智时代，算法的深度嵌入重塑了政府治理模式与公共服务供给范式。算法驱动的公共服务在提高行政效率的同时也会带来技术负外部性问题。基于调查实验法探讨算法驱动的公共服务类型对公众满意度的影响，检验感知程序公平的中介作用与算法透明度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算法驱动的公共服务对公众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相较于全自动化公共服务，半自动化公共服务能显著提升公众满意度。感知程序公平在公共服务类型与公众满意度之间发挥中介作用，算法透明度对公众感知程序公平与满意度均存在显著正向效应，但未在公共服务类型与感知程序公平之间形成显著的调节作用。未来，公共部门应以公共价值实现为导向，增进公众对算法系统的理解与公平感知，兼顾公共服务过程的效率与公平，构建技术理性与人文价值协同的数字治理生态。

居住空间分异是城市社会学与地理学的经典研究议题。以“定义阐释—机制探讨—尺度透析”为主线，梳理定义、机制、尺度范畴内亟待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研究发现，国内有关居住空间分异的研究虽涉及到了“何为分异”与“何以分异”的讨论，但多为概念堆砌而缺乏系统分类，对生成机制的分析常局限于单一视角而未能形成全面认识，亦未充分考虑居住空间分异在不同空间尺度下的复杂性和动态性。未来研究亟需构建系统化的概念框架以深化对居住空间分异本质的理解，应采用多维度分析方法全面把握导致居住空间分异产生的诸多要素，将居住空间分异置于多维空间尺度中考察，以揭示其在不同尺度层面的特征和影响，从而为新时期我国居住空间分异研究提供参考。

随着我国城市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城市宜居性成为青年流动人口定居考虑的重要因素。基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结合261个城市的宜居性指标，通过多层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城市宜居性对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青年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及其差异。研究发现，家庭生命周期演进可以塑造青年流动人口的定居决策，从其单身期关注成本与环境的“生存逻辑”到家庭形成期聚焦住房与资产的“筑巢逻辑”，进而向家庭扩张期依赖公共服务与交通的“抚育逻辑”演进。此外，城市规模也起到关键的调节作用。中等城市虽然生活压力小，但基础教育资源短缺，易于陷入“公共服务陷阱”。大城市大量资源配置存在边际效用递减效应，高效率设施建设与运营成为打破拥挤成本的关键。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需要建立阶梯式住房支持体系，实施差异化的公共服务补强战略，打造全方位的宜居生态，促进青年定居，进而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依据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政策标准，第三方体检评估已成为与自体检评估、社会满意度评价并行的运行制度。当前，第三方体检评估已在全国多地开展实践，既践行了“人民城市人民建”的核心理念，也进一步强化了公众满意度的价值导向。采用系统评价方法与人工验证相结合的方式，明确社会满意度是公共价值的集中体现，亦是第三方体检评估的核心目标导向。在此基础上，以社会满意度评价为核心逻辑，以战略三角模型为分析框架，系统构建第三方体检评估的逻辑和方法，细化目标的价值维度和实质内涵，明晰制度设计与运行机制，并结合北京城市副中心案例开展实证分析，探究第三方体检评估的技术路径，针对性提出规划实施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