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服务业是壮大实体经济的重要支撑,可赋能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多城市生产—消费模型,基于宏观层面城市数据和微观企业数据,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考察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影响效应及其渠道。研究发现,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显著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这一结论在排除其他竞争性解释、缓解内生性问题、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通过中间服务供给规模效应、高级人才蓄水池效应、知识和技术溢出效应来推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带来的效率提升主要体现在国家级城市群、工业和国有控股企业。基于研究结论提出提升经济发展效率的政策建议。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对2005—2021年全国工商登记注册数据进行分析,考察创新型产业集群政策对城市高科技行业和非高科技行业新企业进入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创新型产业集群政策显著促进了高科技行业与非高科技行业新企业进入。机制分析表明,该政策通过降低制度性进入成本以及创新性和一般性要素进入成本推动高科技行业新企业进入,也通过降低一般性要素进入成本对非高科技行业新企业进入产生正向带动效应。异质性分析显示,政策效果在高新技术产业基础较强和营商环境较优的地区更为显著,凸显了政策效果对要素禀赋与制度环境的依赖性。基于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建议,以期为促进创新政策在多样化经济体中的均衡发展、释放最大化效益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借鉴。

基于长三角城市群创新集聚特征,使用2003—2022年上市公司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利前向引用数据,构造中心城市创新功能指标,分析城市群中心城市创新功能提升对外围城市经济增长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长三角城市群创新集聚趋势增强,呈现出明显的中心—外围空间格局。城市群中心城市创新功能提升显著抑制了外围城市经济增长,且这一影响在400千米范围内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当超过这一范围时则转变为正向促进作用。作为国家中心城市,上海市创新升级的负向影响效应更强。机制分析表明,降低技术创新水平、抑制产业转型升级是城市群中心城市功能提升影响外围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机制。进一步分析表明,发挥人才集聚优势、提高产学研合作水平,有利于缓解中心城市对外围城市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

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既是扩大内需和促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形成的有效途径,又是顺应消费全球化趋势和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现实诉求的必要举措。基于“内部属性”和“外部网络联系”双重视角构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评价体系,运用TOPSIS-灰色关联评价法、隶属度模型、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测度中国32个典型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综合等级水平和网络联系水平。研究发现,中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综合等级和网络联系总体处于中等水平,且普遍表现为消费集聚力强于消费辐射力。在多尺度消费网络方面,全国尺度总体形成以“北京—深圳—上海”为核心节点的稳定三角结构,全球尺度所形成的消费网络结构较为松散,对外链接能力普遍偏低。根据综合等级水平和网络联系水平将中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划分为五种类型。基于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建议,以期为加快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提供理论参考和决策依据。

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将数据要素市场化的环境影响解构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三个维度,采用2011—2023年中国26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量化数据要素市场化程度,分析数据要素市场化对城市减污降碳的双边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据要素市场化通过扩大工业生产规模和地区生产总值(规模效应)加剧城市的污染物排放和碳排放,此为数据要素市场化的正效应;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技术效应)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强化绿色信贷发展(结构效应),从而降低城市的污染物排放和碳排放量,此为数据要素市场化的负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数据要素市场化的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大于其规模效应。因此,数据要素市场化总体上可显著降低污染物排放和碳排放量,发挥其减污降碳作用。研究结论可为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的环境规制功能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同时为制度创新推动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深度融合提供证据支持。

基于外部情景因素和内在驱动因素的整体性视角,利用2020年6月—2022年12月武汉市社区公共安全服务的1974份样本数据,采用SEM和fsQCA混合研究法探究超大城市居民参与公共安全治理合作生产的影响机理及组态路径。研究发现,政策叙事、社会规范及社区危机学习均对居民合作生产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且社区危机学习的影响最为明显。合作态度在社会规范对居民合作生产的影响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作用,风险感知分别强化了知觉行为控制、合作态度对居民合作生产的正向作用。进一步的组态研究表明,驱动高合作生产的路径包括社区危机响应型、政策导向型、内在驱动型三种,而产生低合作生产的路径表征为“外源—内驱”缺失型。研究结论可为超大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的“居民动员”提供理论解释与实证依据。

以国家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检验“波特假说”在中国水环境治理领域的适用性。研究发现,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活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均验证了这一结论的可靠性。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不仅提升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数量,而且推动了其创新质量升级,这一影响在国有企业、大型企业和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通过政府规制与市场机制的协同作用,并辅以研发补贴措施,驱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建议,以期为实现水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互促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提升产业链韧性已成为国家竞争的战略制高点。基于2006—2022年我国282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使用Bartik变量法和熵值法分别测算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率和产业链韧性,并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空间杜宾模型等实证检验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城市产业链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显著提升了城市产业链韧性,且配置效率优化、产业结构升级和创新能力提升三大机制得到验证。进一步分析发现,营商环境、市场化和产业结构与工业机器人应用具有协同效应,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城市产业链韧性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