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协同治理理论,构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协同供给“基础要件—行动过程—产出结果”分析框架,以深圳市W社区为案例,基于2022年11月至2023年11月开展的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资料,分析超大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协同供给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各主体间的利益交叉与目标同构、行政和资源支持营造的外部环境以及社会资本和信任塑造的内在禀赋是协同供给达成的前提,多元主体通过征召与放权、培育与赋能、激励与反哺形成双向互动的协同供给过程。协同供给形成聚合力量,有效推进了社区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和社会资本培育,但也存在协同供给效率、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方面的问题。据此提炼出资源保障、党政统筹、赋权增能、志愿激励等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协同供给机制。以超大城市养老服务问题为切入点的研究及其结论,可一定程度上丰富协同治理理论的应用场景,也可为创新养老服务模式、破解城市养老难题提供参考。

基于2012—2021年我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对数字经济碳减排效应及其作用机制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及其分维度均具有显著的降碳效应,其分维度的降碳效应依次为数字产业化>基础设施>产业数字化>数字创新。不同区域间的数字经济碳减排效应存在显著的异质性,降碳效应依次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低创新环境地区>高创新环境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对数字经济碳减排具有中介效应,分维度来看,产业结构升级对于各数字经济分维度指标也具有中介效应。政府规制在数字经济影响碳减排路径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增强了数字经济碳减排效应。因此,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完善基础设施,加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鼓励数字创新,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辅以合理的政府规制,对抑制碳排放、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和“双碳”目标实现尤为重要。

在系统研判外部形势变化及其对北京影响的基础上,分析了“十五五”时期北京在经济增长、科技创新、人口结构、京津冀协同发展等重点领域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提出了增强经济增长动能的多样性、提升平原地区要素集聚能力及其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构建科技领军企业牵头的创新联合体、从人口规模调控转向人口结构与布局调整、深化京津冀创新链和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以京津雄“创新三角”为核心推动京津冀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等应对策略。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融合深刻地改变了经济结构,成为重塑国家创新格局、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力量。基于2014—2022年我国地级市关键数字技术发明专利数据,在划分七种关键数字技术类型的基础上,定量比较城市不同类型数字技术融合能力,探索关键数字技术融合对城市技术突破影响的过程与机理。研究发现:首先,东部城市关键数字技术融合能力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武汉、成都、西安等中西部城市的快速崛起打破了原有由东部城市主导的格局,区域之间总体差距缩小。其次,数字技术之间的融合程度不断加深,人工智能技术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此外,数字技术与非数字技术(尤其是化学和医学领域)融合程度显著提高,其中,量子信息技术的跨界融合程度最高。最后,七类数字技术融合均显著促进了城市技术突破,其中,元宇宙的促进效果最为显著。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关键数字技术融合通过知识相关多样化与非相关多样化促进城市技术突破。研究结论可为提升城市关键数字技术领域创新能级、融合形成关键领域优势提供科学依据与政策启示。

世界级城市群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化的最高空间形态,对世界经济、政治具有高度控制力和影响力,已经成为大国培育核心全球竞争力、引领未来全球发展和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基于全球城市体系对“世界级城市群”概念进行界定,通过与相关概念进行辨析和对比,结合已有研究成果提出其界定准则。从流空间—位空间一体分析视角构建中国世界级城市群建设的理论框架,并基于界定准则,分别从位空间和流空间两方面对中国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与全球五大世界级城市群进行比较,梳理中国世界级城市群特征,厘清相关问题与挑战,在此基础上探讨建设路径。

在全球数字化浪潮下,数实融合已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是推动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的关键路径。基于2013—2022年中国115个资源型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实融合对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的影响,并引入TOE框架分析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实融合能够显著促进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其对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具有技术驱动效应、组织优化效应和环境催化效应。数实融合对绿色转型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异质性,其对衰退型城市、非老工业基地城市和非环保重点城市的促进作用更强,而对成长型城市的影响不显著。基于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建议,以期为资源型城市破解“资源诅咒”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启示与参考。

基于技术创新网络的多维度和多尺度特征,分别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在湾区尺度与国家尺度下的技术合作与转移网络,探讨技术创新网络的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粤港澳大湾区的技术创新网络整体呈现“双核—三中心—多节点”结构,其中,技术合作在湾区尺度上更加紧密,而技术转移在国家尺度上更为活跃,且以技术输出为主。城市的多维邻近与经济社会发展差异是影响粤港澳大湾区技术创新网络结构的重要因素,其对不同尺度与不同维度技术创新网络的影响存在差异。基于湾区内城市在技术创新网络中的功能层级与类型差异,提出粤港澳大湾区应重点推动城市创新功能体系形成“枢纽—中心—潜力—边缘”的“橄榄型”结构,并探讨了面向区域创新共同体建设的湾区城市创新发展引导策略。

数字乡村建设对于促进城乡要素流动、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具有重要作用,考察其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收敛特征的驱动机制和变动趋势是推动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重要问题。采用熵值法、变异系数法和面板门限模型对1978年以来我国30个省(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探究二元经济结构下数字乡村建设及其他驱动因素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收敛性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以1994年与2009年为节点,1978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出两个“U”型波动过程,目前处于下降阶段,未来是否会形成第三个“U”型波动过程,取决于现阶段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否具备收敛性。目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δ和β收敛特征。数字乡村建设能够加快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收敛速度,且其影响具有阶段性差异和区域异质性。经济增长、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收敛性的重要影响因素。

增强城市经济韧性是保障经济稳定发展、抵御风险、提升综合竞争力的关键着力点。以知识产权治理为切入点,基于2007—2021年中国279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实施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的实施显著增强了城市经济韧性。异质性分析表明,在行政等级较低、资源禀赋丰富以及规模较大的城市,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实施对经济韧性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的实施主要通过城市创新效应、人才集聚效应和经济活力效应提升城市经济韧性。

自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京津冀地区充分发挥教育、科技、人才等优势,协同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取得了明显进展和显著成效。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加快集聚,战略性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发展,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基底进一步夯实,营造形成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良好环境。面向未来,京津冀地区首先要发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优势,聚焦“国家所需、地方所能”,打造全国新质生产力发展先行区、示范区。其次,要依托城市群和三大都市圈区位优势,优化新质生产力战略布局,协同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此外,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协同打造绿色生产力发展高地。最后,要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率先探索同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为全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先行示范和强大支撑。

自1999年高等教育扩招政策实施以来,我国高校面临空间扩张压力,在应对压力的驱动下逐步兴起新校区建设浪潮,地方政府也将引入新的大学校区资源作为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推动当地经济增长的战略抓手。采用本地化尺度的空间双重差分方法和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反事实匹配空间双重差分方法,从区位导向性政策视角分析我国“双一流”大学新校区设立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新校区的设立切实促进了地方经济活动的增长,但对周边地区的土地和住房的商业价值提升作用相对有限。其主要原因在于,尽管新校区的立激发了地方知识的溢出,推动了地方产业结构转型,促进了高科技产业集聚,但新校区周围的本地商业化服务业和便利设施的配套尚不完善,难以在更大地理尺度上发挥新校区的正外部性,进一步释放发展潜力。此外,地方政府大量划拨房地产用地的发展模式,也可能是限制新校区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基于研究结论,提出针对性对策建议,以期为推动未来我国大学新校区与城市区域的协同联动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我国省域副中心城市的理论与实践均兴起于湖北,而后逐步推向全国。在回溯省域副中心城市提出的理论与实践背景、推广过程,分析其发展动因、功能特点与政策支持机制的基础上,提出发展壮大省域副中心城市的政策建议,即抓住机遇,优化省域副中心城市布局,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赋予其更大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完善基础设施和服务功能,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以副中心为龙头建设城市群、都市圈,增强其辐射能力,推进省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设立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产业数字化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区内系列制度创新为企业的数字化发展带来重要契机。基于2011—2022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多期DID模型,探究了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设立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显示: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设立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促进作用,通过数字化能力建设、市场规模扩张和外部数字环境建设共同推动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这种促进效果主要作用于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企业以及高市场化水平地区企业,且对小规模企业的影响更大。此外,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设立还能够通过同群效应实现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正向溢出。

高品质的生态环境已成为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降污减排的重要目标。基于2005—2020年我国28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普通面板模型和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生态空间规模与结构对改善空气质量的影响效果。研究显示:城市生态空间与建设空间、蓝绿空间与建设空间、蓝绿空间与城市空间面积的比值越高,对空气中PM_2.5浓度的抑制效应越明显。生态空间与建设空间、蓝绿空间与建设空间之比的增加在非供暖区城市的抑制效应更明显。高压力型城市的生态空间与建设空间比值的增加对PM_2.5浓度的负向影响效果最大,C级压力型城市的相关影响次之,E级压力型城市的相关影响不显著。城市生态空间规模与结构对城市空气污染治理的作用受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鉴于此,应优化城市生态空间规模与结构,维护城市生态平衡,强化污染防治合作共赢意识,提升空气污染协同治理水平。

以数据管理机构设立为准自然实验,构建政府数据要素治理驱动企业绿色创新的理论模型,选取2010—2024年我国上市企业面板数据,基于双重机器学习方法,检验政府数据治理的绿色创新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在基准效应方面,政府数据治理有效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在异质性方面,政府数据治理对高数字化水平企业、高垄断行业以及中心城市表现出更强的绿色创新促进效应。在作用机制方面,政府数据治理通过支持数字技术研发、优化数字管理组织、改善数字生态等方式驱动企业绿色创新效率提升。在调节机制方面,政府数据治理通过“硬基础”“软环境”“强中介”等渠道激发数据要素乘数效应。基于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建议,以期为政府部门科学治理数据要素提供切合实际的经验,为推动企业绿色转型发展奠定理论基础。

城市化进程伴随着复杂多变的风险,亟需加强应对,探究城市风险治理现代化的有效机制与路径。在传统基于静态事件视角切入研究的基础上,应更多关注基于“技术”“人”“事件”视角的风险内容变化,聚焦城市风险复杂关联、整体涌现、扩散放大、多重叠加与不确定性的特征,构建前置性风险治理框架。要发挥数字技术赋能城市治理的作用,加强数字化风险研判,健全数字化风险防控机制,完善智能化风险评估方案,构建智慧化风险防控协同机制,完善数字化风险监督流程,打造全周期城市风险治理体系。展望未来,应构建“有温度”的高质量城市治理体系,以系统观念推进风险治理,创新风险治理体系,推进以人为核心的精细化治理,形成多元共治的风险治理新格局。

养老服务协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供给和需求匹配的视角分析京津冀养老服务协同发展取得的成效、面临的问题及发展路径,研究结果表明,京津冀养老服务协同不断加强,医养服务协同水平持续提升,智慧养老服务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供给明显增加。进一步分析发现,当前,京津冀养老服务协同发展还面临异地养老需求整体偏弱、异质性养老需求未被满足、医疗资源配置不均衡、数字化协同能力及政策协同力度有待提升等问题。据此建议建立区域智慧养老信息系统,深化医疗卫生服务协同,构建多元化养老服务供给体系,完善养老服务协同工作机制,推动区域养老服务供需精准对接,加快打造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京津冀养老服务协同示范区。

探究数字技术合作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及作用路径,对弥合区域数字鸿沟、发挥数字经济赋能经济韧性提升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7—2021年我国279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城市间数字技术合作专利数据集,探讨数字技术合作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技术合作显著提升了城市经济韧性,该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数字技术合作通过提升创新质量、抑制资源错配和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等路径对城市经济韧性产生促进作用。数字技术合作不仅显著提升了东部地区城市、城市群城市和非老工业基地城市的经济韧性,也显著提升了在知识产权保护、高技能人才集聚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具有优势的城市的经济韧性。

构建“情境—连结—参与”分析框架,基于CLDS2016和多层次Logit模型研究发现:乡城移民的社区治理参与主要受社区社会空间而非社区物理空间影响。社区的底层聚集度和身份隔离度越高,反而越能促进移民参与,说明经济社会隔离并不必然像西方理论预设的那样致使移民迈向公共性孤立,也可能在特定的国家和社会条件下促进治理整合。社区的地位异质性和居住流动性过高会抑制移民参与,对邻里熟识、信任和互惠连结的差异化重构是社区异质性影响移民参与的重要过程机制。基于上述研究发现,从激活底层社区的参与治理潜能、增强混居型社区的邻里连结密度、加快乡城移民的安居帮扶进程等角度提出政策建议。

文化遗产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能够有效激发公众的文化认同感,对培育和提升文化自信具有积极作用。以北京中轴线遗产景观为研究对象,运用数据驱动的用户生成内容分析及LDA机器学习法,探讨文化遗产与游客价值感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游客对北京中轴线遗产景观葆有较高的价值感知,这对其文化自信的提升具有正向影响。然而,北京中轴线遗产景观也存在全龄无障碍设计不足、精益服务供给不充分、观览体验有待提升、活动管理过于严苛以及中轴线本体局部缺失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游客的价值感知。研究结论可为文化遗产的价值发掘、保护与利用以及评价工作提供新的视角和策略方向。

推动跨界通勤圈同城化发展是加快建设以超大城市为核心的现代化都市圈的主要抓手。以环京通勤圈为例,分析跨界通勤圈同城化发展存在的主要障碍,提出跨界通勤圈同城化发展需集成探索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下的新型管理机制、财税分享机制、事权下放机制、统一发展机制、市场化运营机制等,从“超大城市减量发展”转向“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从“行政区经济”转向“经济区经济”,从“以地铁为主导”转向“以市郊铁路为主导”,从轨道交通“单站开发”转向“全域TOD综合开发”,从“重产业、重居住”转向“重生活、重服务”,破解制约跨界通勤圈同城化发展的现实问题和体制壁垒,拓展大国首都新发展空间。

未来城市发展方向应当从单纯以环境为主体的可持续城市转向以人为本的乐活城市,“产城人”融合发展是走向乐活城市的必经之路。本文从“兴产业”“聚人气”“求安逸”三个维度构建强调短板制约的乐活城市指数,对我国252个城市的乐活城市建设现状进行评价。研究发现,全国乐活城市建设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大约70%的城市存在各种短板制约。根据乐活城市指数特征,将252个城市划分为产城融合型、公共服务型、新兴产业型、生活消费型、产城滞后型五个类型。产城滞后型城市又可依据短板制约因素及种类分为产城融合起步城市、民生保障短板城市、产业发展短板城市、工商业短板城市、产业民生短板城市和“产城人”短板城市等六个亚类。另外,经济发展、人口流动与乐活城市建设水平相互影响,乐活城市建设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同时作用于城市人口吸引力的提升。

功能区与行政区融合发展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释放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环节。基于准行政区理论视角,建立“构成要素—体制缺陷—问题表象—空间功能—优化提升”的分析框架,以H市Z新区作为实证案例,探析城市新区与行政区融合发展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城市新区构成要素具有非正式和柔性特征,该特征使城市新区在治理过程中产生管理主体法律地位模糊、机构职能不全、与属地政区协调困难等问题。为保障城市新区空间功能正常实现,从权力尺度、功能领域和对外协调三个维度提出改革建议。

基于中欧班列运行与我国沿线节点城市之间互动关系的视角,从外贸规模、功能定位、产业结构、基础设施、绿色低碳、城市协作等六个方面分析中欧班列运行对西安、重庆、石家庄等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正面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欧班列作为亚欧大陆跨国贸易的重要载体,其开通运行对我国内陆城市开放型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中欧班列进入规模化运行之际,需要从政策层面加强统筹,针对规划设计、货运组织、运行效率、市场化运营等方面的问题,从全国层面的规划引导、区域协作与互联互通、产业融合升级、国际合作交流四个方面进一步完善机制,推进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发展。

融合新质生产力的城市生态更新是城市迈向高质量、集约化、绿色创新式发展的必由之路。社区是城市社会生活基本单元,社区生态更新是城市生态更新的重要基础实践场域。以社区生态更新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社区生态更新的发展趋势及其与新质生产力融合的困境,按照“规划—改造—治理—保障”的逻辑,基于城市社会学、城市生态学与城市规划学等多学科视角,系统构建新质生产力赋能下的社区生态更新体系,具体包括社区低碳生态更新规划体系、社区空间适应性更新改造体系、社区多元协同生态更新治理体系以及社区生态更新多维保障制度体系。

探讨中国国家大学科技园的政策演进特征和作用机制,对提升城市创新力具有重要意义。结合国家大学科技园相关统计数据和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可知,中国的大学科技园有效促进了企业创新,提高了城市创新力,其主要通过加速高校知识溢出、促进城市产学研合作以及优化创新服务供给、提高城市创新要素配置效率两种机制来实现。当前国家大学科技园仍存在政策扩展不充分、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引导力度不足等问题。基于上述分析,从园区建设、创新动能提升和园区功能发挥三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作为我国的基本治理机制之一,政策试点制度已被置于国家治理现代化总体战略中予以谋划推动。基于条块关系视角,以四川省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为经验样本,揭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标尺竞争机制。研究发现,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突破了传统的“先申请后建设”模式,转而采取“先建设后验收授牌”的新做法,其评价标准不仅包括试点地政策实施前后变化的绝对绩效,还将同级试点地区间的政策实施差异比较纳入考核范畴,从而评选出合格的政策试点地。其机制涵盖中央政法委借助标尺设定、诱导竞争、相对排名形成规范建构,地方政府通过上压式动员、下行式协同及差异化演绎实现对中央治理目标的有效承接与动态适配等环节。标尺竞争理论不仅在学理层面为政策试点制度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竞争机制,而且有利于减少上下级政府间的信息不对称,破解条块分割困局,形成以“市域之治”助推“中国之治”的本土经验。

工业碳排放量是我国城市碳排放量的主要来源,工业领域的碳减排政策对于城市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碳账户”政策作为一种新兴的数字化低碳治理手段,逐渐被应用于多种生产生活场景。浙江省衢州市推出的工业“碳账户”政策成为我国工业领域低碳治理的重要创新举措。梳理衢州市工业碳账户的运作机制,并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其对工业碳排放量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碳账户”政策的实施对衢州市工业企业的碳排放量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基于此,提出推进城市工业“碳账户”发展的建议。

利用1999—2021年我国28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文明城市评选政策的环境效应。研究发现,文明城市评选政策的实施显著降低了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强度和工业废水排放量。文明城市评选政策通过源头防治与末端治理提升城市减排治污水平。其中,末端治理主要表现为提高污染治理水平和环境设施投资水平,源头防治主要表现为技术创新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和人力资本效应。此外,文明城市评选政策的环境效应因城市人口规模、海陆位置、区域分布、行政等级和历史底蕴的不同而产生差异。基于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建议,以期深化文明城市评选的政策效果,拓宽提升城市减排治污效率的路径。

较高的创新要素配置效率是推动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引入流空间理论,基于2017—2021年京津冀地级市层面相关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探讨并实证检验创新要素配置效率对京津冀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创新要素配置效率的提升能够显著促进京津冀城市群高质量发展,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和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创新要素配置效率通过促进交通流、信息流、商贸流等强化对京津冀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进一步研究表明,创新要素配置效率对京津冀城市群经济发展、对外开放、绿色生态及社会福祉等方面均有显著促进作用。据此提出对策建议,为京津冀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提供路径参考。

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是中国重要的城市发展战略,探究其时代价值和可行进路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通过文献研究和定性分析发现,城市数字化转型是数字技术加速创新迭代驱动下国内外城市顺应发展趋势的必然选择,也是面向未来城市发展需求构筑城市竞争新优势的必经路径。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是智慧城市新的发展阶段,是转变城市发展方向的有效手段,也是未来城市发展愿景实现的重要保障。建议从器物、制度和精神三个维度构建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有效进路,前瞻布局数字技术创新与城市数字基础设施,完善制度体系建设,以人为本铸造城市数字文明。

数字化、生态化如何助力绿色技术创新是低碳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基于2006—2019年中国278个地级市数据,运用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法测算中国地级市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水平,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方法探究智慧城市与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双试点政策对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发现,双试点政策推动了城市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且双试点政策较之单试点政策更加有效。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双试点政策下城市内企业面临更强融资约束,但其能够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双试点政策促进了工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消费性服务业协同集聚,从而推动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调节效应分析发现,政策激励、环境规制及金融基础越强,则双试点政策实施效果越显著。研究结论表明,探索城市数字化与生态化工业发展模式是实现“双碳”目标的有效路径。

基于脆弱性评估模型构建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对2003—2021年我国31个省份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水平进行测度,并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得出省份“粮食—生态”双安全脆弱性水平。利用Dagum基尼系数对粮食主产区、粮食主销区、粮食产销平衡区的“粮食—生态”双安全脆弱性水平区域差异及其来源进行分解,结合核密度估计和空间马尔可夫链方法讨论各省份“粮食—生态”双安全脆弱性水平的动态发展特征。研究发现,2003—2021年,全国整体和三类区域的粮食安全脆弱性水平均表现出波动性下降趋势。“粮食—生态”双安全脆弱性水平的总体基尼系数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表明在此期间各省份之间的“粮食—生态”双安全脆弱性水平总体差距逐渐扩大。2003—2021年,全国整体和三类区域间“粮食—生态”双安全脆弱性水平的绝对差异有所增大。马尔可夫链分析结果表明,“粮食—生态”双安全脆弱性水平较高省份对周围地区有较强的空间影响,相邻省份在受到其影响后“粮食—生态”双安全脆弱性水平总体发展趋势向上。研究期内,全国整体和三类区域“粮食—生态”双安全脆弱性水平降低,且整体差异呈现上升趋势。基于研究结论,就完善扶持政策体系、加强政策保护力度、加速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因地制宜采取提升策略等提出政策建议。

推进人居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滇西北地区实现经济增长、保护生物多样性和传承文化多样性的题中应有之义。回顾了1998年滇西北地区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规划研究历程,即以保护生态环境和建设人居环境为研究对象,运用融贯的综合研究方法系统分析滇西北地区发展中面临的关键问题,包括地区发展滞后、生态环境破坏、自然灾害频发、文化多样性流失、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及人居环境质量持续下降等,提出滇西北地区应统筹协调生态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有节奏地发展生态旅游和文化旅游,推进城乡人居环境有序建设,进而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同时还聚焦国家公园体系建设、改善基础设施、县域发展试点等制定行动方案,关注滇西北地区迪庆州中甸县(现香格里拉市)理想的“香格里拉之城”的规划建设。在此基础上对滇西北地区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进行了前瞻性展望,提出未来滇西北地区应继续优化升级旅游业,打造“健康生活目的地”,加强交通互联与文旅产业发展,促进区域高质量转型。

基于2005—2022年中国土地市场网地块交易数据和上市A股企业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从要素错配视角分析城市土地资源配置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低价出让工业用地、高价限制性出让商住用地的配置方式造成了土地要素市场扭曲和资源错配,显著抑制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机制分析表明,产业结构效应、劳动要素配置效应和集聚效应是土地资源错配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机制。进一步分析发现,土地资源错配不仅挤占本地城市的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也可能进一步加剧城市间的收入分配不平衡,对地方政府实施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则有助于缓解土地资源错配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负面影响。异质性分析显示,土地资源错配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抑制效应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东部地区和Ⅱ型及以上大城市中更为明显。研究结论可为推动城市建设用地优化配置、提升劳动收入份额、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提供政策启示。

基于国际上超大特大城市的规模、密度和强度合理程度的经验事实,以及人类舒适生存环境需求理论所派生的人与空间及生态的合理区间标准、由此推导的城市规模、密度和强度区间标准,结合中国人口多、建设用地少等国情,确定中国超大特大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规模、密度和强度的合理区间,对标中国超大特大城市发展的现实,发现其规模、密度和强度存在的问题及其对高质量健康发展产生的不利影响,提出建设中国高质量超大特大城市的对策建议。

公共数据安全作为我国深化城市安全韧性提升行动的重要议题,对韧性城市建设具有关键作用。通过理论解构与比较分析,揭示传统防御型治理模式在应对动态风险方面的局限。研究结果表明,当前公共数据安全领域面临韧性悖论、伦理冲突与多中心治理责任困境等多重挑战,提升公共数据安全治理效能势在必行。基于对生态韧性与工程韧性认知范式的批判性重构,以数据韧性概念为核心构建动态适应、弹性恢复和协同整合机制,推动公共数据安全保护体系从“合规本位”向“韧性本位”转型,进而保障数据在安全前提下高效流通并释放价值,为韧性城市建设提供坚实支撑。治理方案重构应基于技术、制度和法治三维协同路径,筑牢韧性基座,提升基础设施韧性;完善韧性机制,建立动态适应体系;强化韧性保障,健全法治运行体系。基于研究结论,建议应深化立法与提升标准化水平,建立协同演练与评估机制,探索创新模式,扩大公众参与,从而推进城市公共数据安全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双碳”目标约束下,如何通过创新驱动实现经济与生态协同发展已成为关键议题。运用反射迭代法构建城市经济复杂度指标,系统考察经济复杂度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经济复杂度的提升显著促进城市经济绿色发展,且边际效应随复杂度的提高呈递增趋势,该结论在运用工具变量法、排除政策干扰及多维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经济复杂度的绿色效应源自城市创新能力的结构性升级,具体通过“创新投入增加—产出绿色化—价值深化—效率提升”四维路径传导,且作用强度呈非线性递增趋势。异质性分析显示,行业复杂度提升的绿色边际效应呈非对称性,经济复杂度的绿色提升作用在风险投资多、资源禀赋高、创新创业政策密集型城市中更为明显。基于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建议,以期为优化城市创新生态系统、破解绿色转型中的路径依赖问题、推进“双碳”目标下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与政策依据。

数字化社会治理平台作为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实现社会治理线上线下协同行动的重要载体,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作为提升社会治理协同效能的重要载体,数字化社会治理平台将治理资源整合、治理目标统筹作为关键性的建设目标。通过对X市社会治理综合指挥平台的研究发现,基于数字化社会治理平台进行信息汇集与隐患摸排,可以实现对治理场域情景的整体性把控,并通过标准化信息管理及定向化任务调度实现治理行动的动态协同。依托数字技术嵌入组织安排实现的相关参与者在治理场域的线上“虚拟在场”及线下“网络建构”结构,二者共同支撑了数字化社会治理平台的内在运行逻辑。鉴于平台运作过程中存在因交往关系矛盾而带来的阻碍作用,数字化社会治理平台的整体性协同效果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城市在硬件设施建设上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城市现代化管理、精细化管理和职能管理之间的协调,以及如何有效应用现代化手段、如何构建区域创新体系,这些问题仍在不断探索过程中。本文基于基础设施建设的合理性与资源利用效率方面,反思、探讨未来城市发展中的问题与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