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梳理城市韧性研究的国际前沿进展情况,构建过程视角下的城市韧性概念框架,采用PRISMA标准化系统综述方法,对2016—2024年国际城市领域权威期刊中相关文献的发文时间、发文数量和研究主题进行聚类分析。研究发现,近年来,学术界对城市韧性的研究以治理、物质和能量流、基础设施和形态、社会经济动态四大城市子系统为脉络展开,最新进展聚焦于多元治理网络、城市代谢循环能力、可持续性基础设施以及人本理念的应用等主题。未来研究应重点关注韧性评估框架的标准化与本土适用性、创新数据和方法的驱动、脆弱地区与弱势群体、韧性构建与可持续发展协同以及全球协同治理网络等方向,以期为建设更加公正、包容和可持续的韧性城市提供科学支撑。

基于中国2011—2021年279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固定效应回归分析法实证检验数据要素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据要素能够显著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就影响机制而言,数据要素能够通过缩小房地产价格差距、人口资源禀赋差距、金融资源禀赋差距以及提高城市数字普惠金融水平来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从而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据要素对中部地区及较发达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研究结果可为进一步完善数据要素流通机制、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加快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政策启示。

考察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时空差异并分析其影响因素,对精准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采用不平等指数、Kernel密度估计、马尔可夫转移概率矩阵、地理方差分解等方法对1997—2021年中国地级市、省域和七大区域空间单元的经济发展差异进行测度,并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经济发展差异在地级市、省域和七大区域空间单元都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地级市、省域和七大区域空间单元的经济发展水平均不断上升,而七大区域空间单元经济发展的演进趋势比地级市和省域空间单元更加复杂多样。地级市和省域空间单元人均实际生产总值的位序变动较大,竞争效应凸显,地级市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逐渐超过省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空间计量结果表明,市场经济改革、财政分权以及对外开放水平会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研究结论对于精准化制定区域发展政策、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基于2018年1月—2024年3月WOS收录的SSCI发文文献库中以城市为主题的文献,运用Citespace进行文献可视化分析,并进一步从高影响力学术期刊中提炼主题进行文献述评。可视化结果确定了智慧城市、城市韧性等研究热点及机器学习等新兴研究方法,并从时序、国别两个维度展现了城市前沿性研究的现状。将城市研究前沿性主题归纳总结为城市理论与模型创新,交通、能源与城市运营,集聚、创新与人口流动,城市更新、土地规划与城市网络,绿地绿化、环境生态与可持续发展,人居属性与城市名片设计,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对城市的影响与城市韧性,数字技术与智慧城市八个方面。研究结果表明,目前,国际前沿性城市研究快速更新且不断扩大范围,城市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融程度不断增强,在定量分析方面实现了综合性与技术性的提升,在定性分析方面实现了严谨性与全面性的完善,呈现“旧”题“新”做、“散”题“合”做、“新”题“巧”做等特征。基于研究结论,探索城市前沿选题、研究方法的演进趋势,提出建议与前瞻性展望。

在国内外多种压力冲击下,推动创新系统韧性演化成为我国应对环境变化的关键之举。基于系统演化思想剖析创新系统韧性的多维特征,梳理韧性视角下创新系统的演化过程,分析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制造业创新系统韧性的影响机制,并基于2011—2021年我国城市层面与制造业上市公司匹配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多样性、网络性、动态性和进化性是创新系统韧性的四维特征,“抵御冲击—吸收动荡—恢复功能—革新路径”为创新系统的演化进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制造业创新系统韧性的提升具有积极影响,且城市群城市较非城市群城市、高技术制造业较低技术制造业的正向作用更加明显,其主要传导路径是助推数字化转型、稀释资源配置效率。

基于我国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回归方法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间经济差距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整体来看,在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缩小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之间的经济差距。在这一过程中,改善要素错配是重要的作用路径。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相比于产业结构升级水平较低和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水平较高和人力资本水平较高城市的积极作用更加显著。同时,数字经济发展对“宽带中国”试点城市的作用程度也明显强于非试点城市。此外,拓展性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间经济差距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倒“U”型特征。进一步对拐点进行计算发现,在长三角地区,仍有一些城市位于曲线左侧,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未能对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间经济差距发挥积极的缩减效应。基于此,提出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持续优化要素市场配置机制、积极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等政策建议。

基于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从适老环境改造和适老用品配置两方面对居家适老化改造进行区分,从区域和群体的视角评估居家适老化改造的现状。进一步,基于世界卫生组织的ICF框架,重点分析居家适老化改造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检验情绪、认知和社会功能的多重中介效应,并补充分析中介效应的城乡差异。结果显示,居家适老化改造显著提高了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在控制活动功能后,情绪、认知和社会功能在其间发挥中介效应,且其中介效应存在城乡差异。鉴于居家适老化改造对老年人功能能力的积极影响,基本养老服务的有效供给应主要针对存在功能障碍的老年人,包括活动、情绪、认知和社会功能在内的整合性功能评估是实现基本养老服务有效供给的起点。

地方政府所处的激励结构会通过影响注意力配置及动机分化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调整模式造成影响。从政府行为逻辑的视角,基于“激励—注意力—动机—行为”理论框架,实证分析人口老龄化对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规模与结构均具有显著作用,其调整模式呈现出“经济财税型”与“公共服务型”的双重特征。在应对老龄化过程中,财税激励使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调整偏向“经济财税型”,注重短期效果;晋升激励使“公共服务型”动机占据更高权重,但偏向于短期和可视性。进一步分析发现,更高的老龄化及注意力水平推动“经济财税型”动机向提升长期人力资本转变,“公共服务型”动机向满足青年安居、生育、养老需求发展,并引起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规模的收缩。建议细化地方政府考核标准,统筹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持续优化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结构,充分挖掘“银发资源”,以有效的制度供给打破“未备先老”困境,使基本公共服务有效充分供给,推动老龄社会高质量发展。

在构建数据要素市场化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理论框架基础上,以数据公共交易平台的建立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11—2021年我国28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基于双重机器学习方法分析其作用机制与调节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可有效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在异质性方面,数据要素市场化在高科教水平城市及一、二线城市中显著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而在低科教水平和三线及以下城市中无明显驱动效应。在作用机制方面,数据要素市场化通过引导市场整合、优化要素配置、重构创新范式等机制驱动新质生产力水平提升。在调节机制方面,数据要素市场化通过产业升级转型、数字人才集聚与外资利用等渠道进一步激发数据要素的新质生产力促进效应。基于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建议,即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力支撑。

基于价值共创互动性、互惠性、目标性的概念内涵,从塑造价值愿景、促进公民参与、丰富实践路径等方面论证其驱动作用,进而构建“价值—组织—技术”理论框架,用以呈现数字政府的未来图景。研究发现,价值共创驱动的数字政府建设有助于彰显提升行政效率、精准匹配需求和增进社会公平的价值使命,促进政府的组织内部运作、组织间关系和组织外部环境的变革,并通过技术赋权、技术赋能和技术赋智机制发挥作用。通过对中国情境下的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归纳价值共创驱动数字政府建设的智能型、互动型、自主型和收集型实践模式,以期为相关议题的讨论提供理论借鉴与行动方案。

城市房地产市场分化需警惕波动传播风险。基于网络视角分析房价“涟漪”效应及其网络结构特征,并对老旧小区改造政策实施进行政策效应的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城市房价趋势引导、波动传播模式及其机制路径与集群分布均存在显著差异,城市房价趋势变动具有经济与地域集群特点,以一线城市为主体的大型综合城市集群发挥全局引领作用。房价波动“涟漪”网络存在城市能级隔离,但区域间连接紧密。二线城市房价波动传播中介与净溢出影响显著,中东部地区是“涟漪”净溢入区域,东北和西部地区是房价波动双向循环区域。老旧小区改造对城市房价的波动溢入风险具有抑制作用,说明现阶段的城市更新政策有助于阻断房价波动风险传播,一定程度上可增强房地产市场发展韧性。

公益创投是培育社会组织的创新手段,是实现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一环。构建“资源—组织—环境”分析框架,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讨城市公益创投的影响因素与驱动模式。研究发现,技术支撑、资金投入、运作平台、交流学习、政策支持和社会协同等要素的联动耦合形成七个促成公益创投的条件组态,体现为四种公益创投驱动模式,即“资源—组织”二维驱动模式、“组织—环境”二维驱动模式、“资源—组织—环境”联合驱动模式和“资源—环境”二维驱动模式。其中,资金投入是多个条件组态的核心条件。研究结论有助于厘清公益创投的影响因素与驱动模式,为理解城市差异化公益创投驱动模式提供参考,对推动公益创投的整体发展有所启益。

基于政策升级视角,利用2011—2019年中国28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和三重差分模型,分析信息惠民国家试点政策升级为“互联网+政务服务”试点政策对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信息惠民国家试点政策能够显著促进城市在政府治理与民众生活方面的数字化转型,但对数字经济的影响不显著。在试点政策升级后,政策的实施实现了以上三个维度的城市数字化转型发展。试点政策升级前后对外围城市和中等公共服务水平城市产生了持续作用,有效推动了城市数字化转型。在试点政策升级前后,资源配置效率与对外开放水平均在政策的城市数字化转型影响中起到正向的调节作用。

针对城市数字变革对政务服务效能的提升作用,结合数字生态系统与动态能力理论,采用动态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分析2018—2021年我国32个城市的数据,结果显示,政务服务效能提升依赖于技术、制度、组织与外部环境的综合互动,高绩效政务服务依赖于地区特定的策略选择,东部地区应强化技术创新和政策试验,中西部地区则需加强制度建设和资源整合。强调理念驱动制度与技术的双轮运转对于政务服务现代化的重要性,并提出了深化全过程人民民主和激活西部地区数智潜力的政策建议,为城市数字变革及政务服务优化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基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经济循环视角,通过构建初始禀赋不对称的LS模型,分析中欧班列开通与“双循环”有效联动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效应。研究发现,中欧班列开通能够显著赋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且对中西部地区、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区域以及经济规模较小城市的促进效果更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中欧班列开通通过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进一步分析发现,运输成本优化、多式联运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强化了中欧班列开通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赋能作用。研究结果不仅可为中欧班列开通经济潜能的研究提供新视角,也可为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提供参考。

区位禀赋不足导致的城市边缘区空间绩效低下是制约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构建城市边缘区空间绩效与区位因子的格网化计量模型,通过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方法识别交通、政务和生态三类区位因子对空间绩效的影响,并以天津环城四区为例开展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天津城市边缘区空间绩效分布呈现“圈层+多峰”的结构,同时具有突变与过渡双重特征,具体表现为近郊突变性强、远郊过渡性强。城郊产业园区的经济产出不足和乡村地区公共服务供给滞后是天津城市边缘区形成低绩效空间的主要原因。交通区位对天津城市边缘区的空间绩效正向影响最强,政务区位的影响次之,生态区位则表现出较弱的负向作用。研究结论可为城市边缘区的空间规划实践提供依据。

生产性服务业最重要的两种空间集聚模式为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基于对不同集聚模式影响本地绿色经济增长和空间溢出效应机理的理论探讨,利用我国2003—2019年18个城市群208个地级以上城市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并存时的城市绿色经济增长效应最大,且受城市规模调节作用的影响;相对于专业化集聚,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的本地绿色经济增长效应更大,且只有多样化集聚存在正向但并不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当前,城市群内部尚未形成中心城市多样化集聚与外围城市专业化集聚协同分工的有效格局,因此,应加强城市群内部生产性服务功能规划。

行政边界地区既是经济发展的低位区,也是环境污染的聚集地,数字经济的兴起为加快其绿色发展创造了新机遇。以行政边界地区为研究对象,基于我国2012—2021年284个地级市及相关边界县的数据,运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检验数字经济的生产提效和低碳减排作用。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通过缓解市场分割、打破行政壁垒赋能行政边界地区实现“减排增效”目标。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的这一效应与城市规模和产业数字化水平有关,但该效应仅存在于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在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尚不显著,且产业数字化比重越高的城市,其作用效果越显著。研究结果可为进一步完善我国行政边界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建立一体化污染监控平台、加快促进数字经济赋能行政边界地区减排增效提供政策启示。

伴随区域一体化的深入推进,省际边界区县域城镇化开始迈入“跨界”增长的新阶段。从流动空间理论视角出发,采用fsQCA方法分析我国皖苏交界地区22个县域的相关数据,发现省际边界区县域城镇化存在跨省资源配置主导的内生型、外生型以及省内资源配置主导的内生型、外生型四类驱动路径,其对边界区县域城镇化的驱动效应普遍强于单一条件的驱动效应。其中边界区县域城镇化的资源配置倾向主要由省域经济发展程度以及与邻近中心城市的行政隶属关系决定,行政空间联动、市场空间互动与人口空间流动的差异化联动匹配关系导致了县域城镇化动力形态的分殊。基于此,应进一步加快推进省际边界区的区域化整合进程,针对不同类型的边界区制定差异化的县域城镇化发展策略,从而为边界区县域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

利用熵值法、时空地理加权模型等方法探索不同类型收缩城市收缩特征因子对土地利用碳排放的影响作用及影响差异性,得到以下结论:首先,建设用地转入是收缩城市土地利用碳排放的主要来源,林地、草地的减少增加了碳排放压力。其次,不同类型收缩城市碳排放呈现不同规律,其中资源依赖型、综合型城市碳排放在2010年达到峰值后呈下降趋势,并于2015年重新进入增长状态;虹吸型、区位制约型城市碳排放呈现持续增长趋势。最后,城市显著的收缩特征因子也是影响城市碳排放的主要驱动因子,随着时间的发展,收缩现象从人口收缩转为多维度收缩,同时收缩城市碳排放驱动因子影响趋势从人口维度转向经济、投资维度。

基于内部动力系统、外部动力系统构建城乡融合发展动力评价体系,运用BP神经网络模型对2020年我国成渝地区132个区县的城乡融合发展动力进行识别,根据识别结果提炼出城乡一体、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和收缩重构四种县域城乡融合类型,并针对不同融合类型提出差异化的城乡融合发展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成渝地区西部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较高,但对照全国情况来看没有明显优势。除成渝都市圈附近和成渝中轴城际交通走廊沿线的区县外,成渝地区大部分区县内部与外部动力均不足,城乡融合发展类型以收缩重构型为主。城乡一体型县域应按照“功能互补、生活等值”方式加强城镇与乡村的双向互促发展。以城带乡型县域应按照“以工代农、以城带乡”方式,利用城镇规模效应带动乡村外源发展。以乡促城型县域应按照“农业升级、以农促工”方式,通过农业链条延伸促进城镇涉农企业发展。收缩重构型县域应按照“择优发展、绿色发展”方式探索乡村有序重构和生态价值转化。研究结论可为成渝地区因地制宜推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借鉴。

基于我国2012年、2014—2018年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II型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城市面板数据,构建Logit模型,分析新型城镇化发展对农村籍劳动力长居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新型城镇化发展对农村籍劳动力长居意愿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职业和代际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新型城镇化发展显著提升了拥有稳定职业的农村籍劳动力在各类规模城市的长居意愿,经商类和新生代农村籍劳动力倾向于在II型大城市和中等城市长期居住,非稳定职业和老一代农村籍劳动力则倾向于选择小城市居住。教育水平与技能分化的异质性检验结果回应了上述职业和代际差异产生的可能根源。内部路径检验结果表明,经济收入提升依然是农村籍劳动力选择城市长居的长效驱动因素,公共服务和生态建设的影响则因个体和城市规模的差异而不同,特别是小城市的生态建设效应呈“U”型作用趋势。基于研究结论,从精确识别各类劳动力需求、加速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生态建设、积极把握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契机等方面提出提升农村籍劳动力长居意愿的政策建议。

在全球经济格局重构的背景下,推进蓝色经济合作已成为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力量。粤港澳大湾区与东盟国家之间的蓝色经济合作具有巨大的潜力和广阔的前景。采用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粤港澳大湾区—东盟国家区域间蓝色经济合作的空间关联性及其网络结构,分析具备合作潜力的海洋产业和蓝色经济的转型压力,探讨粤港澳大湾区与东盟国家在蓝色经济领域的合作趋势与路径。研究发现,合作区蓝色经济关联网络密度整体偏低,超过三分之二的蓝色经济联系尚具有较大开发潜力。泰国、粤港澳大湾区和印度尼西亚在合作区蓝色经济网络中处于核心位置,是合作区内蓝色经济发展的“引领者”;越南、新加坡、菲律宾和柬埔寨在合作网络中处于边缘位置,是区域蓝色经济合作的“追随者”。合作区内各节点网络强度差异较大,表明区域内蓝色经济合作处于非均衡状态,一体化水平有待加强。同时,凝聚子群分析结果显示,完善合作机制、搭建合作平台对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与东盟国家的蓝色经济合作具有重要作用。基于研究结论,提出进一步发挥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作用、推进构建粤港澳大湾区—东盟蓝色经济伙伴关系的政策建议。

以南京市主城区的41个街道为基本空间单元,利用2023年的居民手机信令数据和POI等大数据,基于“使用—供给”框架构建指标体系,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和波士顿矩阵法对居民夜间出行与夜间经济服务设施分布之间的关系进行评价。研究表明,夜间经济服务设施使用综合值极差较大,其分布呈反 “J”型,空间上呈现出“由中心向外围圈层式递减”与“西高东低”相结合的格局。夜间经济服务设施综合供给值极差较小,呈“正态偏左”分布,空间上呈现出“三心多核”“围绕散布多核形成高地聚集区”的格局。在耦合评价的基础上将主城区街道分为四类,依次为高水平平衡区、供给滞后失衡区、低水平共损区和使用滞后失衡区。基于研究结论,建议从全局和分区两个维度出发,通过差异化措施促进夜间经济的整体繁荣和可持续发展。

基于资源基础理论构建研究框架,以2019—2021年我国30个重点城市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动态QCA方法对影响数字政府建设绩效的资源要素及其组态路径、动态变化过程进行探究。研究发现,单一资源要素在不同时期均非提高数字政府建设绩效的必要条件,能够提高数字政府建设绩效的资源组态路径有三类,即“综合资源联动型”“响应能力驱动型”和“创新能力主导型”,数字政府建设绩效的驱动机制正逐步由“综合资源联动型”和“响应能力驱动型”向“创新能力主导型”转变,这表明创新性资源要素协同配置下的创新能力优势在数字政府建设中日益凸显。鉴于此,应动态把握资源要素间的耦合联系,因地制宜,因时而变,动态选择资源组合路径,驱动数字政府建设长效推进。

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从政府行为视角分析中国城市能源效率差异对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机制。在使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测度城市能源效率差异的基础上,利用2006—2020年中国27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开展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城市能源效率差异激励了地方政府产业与能源结构转型、环境规制、能源强度控制与科技创新行为,促进了经济绿色发展。城市能源效率差异对经济绿色发展的促进效应与作用机制因时间、区域、政府主导程度、地方政府竞争强度、市场化水平和政府市场协同程度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当前应以区域能源效率差异激励能源技术攻关与技术转移,以政府市场协同精准推进能源技术革命,健全区域能源效率差异传导机制,全面促进经济绿色发展。

基于中国城市碳排放清单,利用可视化方法刻画资源型城市碳排放强度的时序特征与空间特征,并采用变异系数双维分解和QAP分析方法全面考察中国资源型城市碳排放强度空间差异的双维结构及驱动因素。结果显示:首先,资源型城市碳排放强度表现出显著的下降趋势,降碳效果存在“叠加效应”。其中,衰退型资源型城市碳排放强度居于首位,其降幅显著高于其他类型城市,成长型、成熟型和再生型资源型城市碳排放强度依次降低。其次,资源型城市碳排放强度呈现出显著的空间非均衡特征,且这种非均衡性随时间变化而发生动态演变。从区域结构来看,区域内差异是资源型城市碳排放强度差异的主要来源。从碳源结构来看,工业碳排放强度差异是决定总体差异和变化趋势的主要力量。再次,从区域和碳源双维结构来看,成熟型和成长型资源型城市的区域内工业碳排放强度差异先后成为总体差异最显著的贡献来源。最后,产业结构差异、环境规制差异、金融发展差异、土地城市化差异对碳排放强度总体差异的正向影响依次减小,各驱动因素对碳排放强度差异的贡献和影响均存在地区异质性。

产业结构升级是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因素,而新质生产力是当前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基于2011—2021年我国七大城市群城市的地方政府年度工作报告,通过文本分析法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地方政府新质生产力注意力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新质生产力注意力的提升能够显著促进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这种促进作用在特大型及以上城市、中部城市群城市和东部城市群城市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地方政府新质生产力注意力通过提高城市人力资本存量和固定资产投资促进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研究结论一定程度上可为地方政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提供政策启示。

城市群是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重要依托。以“城市对”的经济同步性为切入点,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整合构建2008—2021年我国地级市、微观企业和流动人口面板数据集,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城市群发展对城市经济同步性的影响并探究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城市群发展具有城市经济同步效应,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城市群发展主要通过增强城市创新同步、促进要素配置趋同以及刺激虚拟集聚扩张三个渠道提升城市间的经济同步性效应。进一步分析中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并利用人口流动数据再次验证了研究结论。研究结论可为评估城市群发展对城市关系的影响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以天津市内六区为研究对象,结合因子生态分析、空间统计与聚类、相关性回归、半结构访谈等方法,运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揭示内城社会空间演化与城市更新行动之间存在的结构性耦合与功能性耦合现象,并进一步总结城市更新在该过程中的中介触媒作用,及其通过“住房供给迭代、空间品质提升、功能价值置换、社会网络重组”等微观路径而实现的社会空间影响。研究致力于完善城市社会空间与物质空间的互动响应理论,为新时期“以人为本、精准施策”的空间治理实践提供理论支撑。

流动老年人口所能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取决于其所在地政府对其开放的程度。基于居住证制度及相关老年人优待政策,构建流动老年人口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开放度指标体系及测量模型,以南京市为样本地区,测量其流动老年人口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开放程度。结果显示:地方面向流动老年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总体开放度并不高,不同类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开放度存在较大差异,如基本文化体育服务供给开放度为1,属于完全开放,而基本养老服务供给开放度仅为0.246,开放程度较低。流动老年人口对各类基本公共服务的利用率偏低,除制度政策的外在限制外,还缘于主观认知层面的局限。地方政府应根据流动老年人口的特征和需求有针对性地扩大服务开放领域,降低服务约束条件,关注并逐步放开具有排他性特征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围绕加强服务宣传、提升服务认知等做好流动老年人口的服务保障工作。

从新质生产力视角构建区块链赋能分析框架,基于Y市的智慧养老实践,运用案例分析方法揭示区块链赋能城市养老服务供给结构优化的场景与路径。研究发现,区块链技术的运用通过塑造新型劳动者、打造新型劳动资料、创造新型劳动对象,推动“合作”趋向的主体结构调整、“共享”趋向的权力结构重塑和“协商”趋向的话语体系完善,进而实现城市养老服务供给结构的整体优化。面对事中事后监管乏力、老年用户“边缘化”、养老福利性和公益性缺失等风险,应构建区块链技术的应用监管机制,提高技术的适用性,强化价值引领,实现区块链技术与城市养老服务供给结构的深入融合。

世界级城市群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化的最高空间形态,对世界经济、政治具有高度控制力和影响力,已经成为大国培育核心全球竞争力、引领未来全球发展和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基于全球城市体系对“世界级城市群”概念进行界定,通过与相关概念进行辨析和对比,结合已有研究成果提出其界定准则。从流空间—位空间一体分析视角构建中国世界级城市群建设的理论框架,并基于界定准则,分别从位空间和流空间两方面对中国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与全球五大世界级城市群进行比较,梳理中国世界级城市群特征,厘清相关问题与挑战,在此基础上探讨建设路径。

将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城市政策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建立双重差分模型,使用中国2006—2022年38个沿海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研究创新发展政策对沿海城市海洋经济韧性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城市政策显著提升了沿海城市海洋经济韧性,该结论在开展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缩尾回归、PSM-DID检验、样本变更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政策效果在北部海洋经济圈、大城市组和高人力资本水平组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科技创新投入和数字经济发展能够强化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城市政策对沿海城市海洋经济韧性的提升作用。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以创新发展加快形成海洋新质生产力、持续巩固沿海城市海洋经济韧性的对策建议。

基于2006—2020年中国27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借助双重差分法和合成双重差分法考察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政策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得到以下结论: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政策提升了试验区城市创新能力,且随着试验区建设的深入推进,其政策效应不断增强。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政策通过发挥政府引导效应、政策集聚效应、人才集聚效应、创新环境优化效应提升城市创新能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政策的创新效应具有区域异质性,主要体现在上海、武汉、西安、安徽、四川等地区,行业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政策对不同创新能力城市的影响效应呈现出“U”型特征。

城市数字产业虚拟集聚是城市数字产业空间组织的新形态。利用数字企业大数据、百度指数以及网商交易指数等多源数据,评估2011―2021年我国284个城市的数字产业虚拟集聚现状,并借助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变异系数法和空间杜宾模型,考察城市数字产业虚拟集聚水平的区域差异、动态演进过程及收敛性。研究发现,全国城市数字产业虚拟集聚水平呈现稳步上升的发展态势,具体表现为东部地区集聚水平最高,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依次降低,东北地区最低的空间格局特征。在区域差异方面,东部与西部地区的区域内差异高于中部和东北地区,东部地区与东北地区的区域间差异最大,西部地区与东北地区的区域间差异最小,区域间差异是城市数字产业虚拟集聚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全国及四大区域城市数字产业虚拟集聚的空间极化现象并不突出,核密度分布曲线右移,存在右拖尾特征。全国、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及东北地区整体上具有α收敛特征,中部地区不存在α收敛特征,而空间绝对β收敛和空间条件β收敛均在全国及四大区域有所体现,并且在考虑空间条件β收敛后,收敛速度进一步加快。研究结论可为决策部门优化数字产业政策提供借鉴与参考。

基于协同治理理论,构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协同供给“基础要件—行动过程—产出结果”分析框架,以深圳市W社区为案例,基于2022年11月至2023年11月开展的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资料,分析超大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协同供给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各主体间的利益交叉与目标同构、行政和资源支持营造的外部环境以及社会资本和信任塑造的内在禀赋是协同供给达成的前提,多元主体通过征召与放权、培育与赋能、激励与反哺形成双向互动的协同供给过程。协同供给形成聚合力量,有效推进了社区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和社会资本培育,但也存在协同供给效率、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方面的问题。据此提炼出资源保障、党政统筹、赋权增能、志愿激励等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协同供给机制。以超大城市养老服务问题为切入点的研究及其结论,可一定程度上丰富协同治理理论的应用场景,也可为创新养老服务模式、破解城市养老难题提供参考。

在系统研判外部形势变化及其对北京影响的基础上,分析了“十五五”时期北京在经济增长、科技创新、人口结构、京津冀协同发展等重点领域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提出了增强经济增长动能的多样性、提升平原地区要素集聚能力及其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构建科技领军企业牵头的创新联合体、从人口规模调控转向人口结构与布局调整、深化京津冀创新链和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以京津雄“创新三角”为核心推动京津冀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等应对策略。

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网络(CSPON)建设要求加强流动空间的监测分析,以精准识别空间形态、空间关系的演变趋势。基于创新要素的流动特征,对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创新发展规划展开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大湾区“两廊两点”的创新发展目标基本达成,而广州、珠海、澳门三地并未按照规划预期形成紧密的创新联系,澳门与香港、深圳之间的创新合作则显著增强,形成“广州—深圳—香港—澳门—东莞”科创组团。对创新网络的时空演化特征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与政府部门的规划调控分别解释了大湾区创新网络68.9%与21.2%的演化特征,这表明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具有重要作用,而规划政策的实施仅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城市群的创新发展,且其影响存在滞后效应,其效果随时间推移而增强。

专业市场转型是城市更新中必须解决的治理难题之一。基于城市更新目标,引入适应性治理理论,构建专业市场适应性转型的理论框架,提出专业市场转型应遵循“目标—评估—选择—实施”过程,包括转型升级、疏解外迁、关闭转营、规范整治四种基本模式,以及空间区位、物质环境、经营模式三个实施维度,并分析专业市场“衰落—整治—升级/疏解/关闭”的阶段性演变特征,指出城市更新中专业市场的转型机制在于多元主体的有效协作。以广州市老城区的两个专业市场为研究案例,分析其在城市更新中的适应性转型路径和机制,验证专业市场适应性转型理论框架的合理性,发现不同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推进了专业市场转型升级或疏解外迁的差异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