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梳理城市韧性研究的国际前沿进展情况,构建过程视角下的城市韧性概念框架,采用PRISMA标准化系统综述方法,对2016—2024年国际城市领域权威期刊中相关文献的发文时间、发文数量和研究主题进行聚类分析。研究发现,近年来,学术界对城市韧性的研究以治理、物质和能量流、基础设施和形态、社会经济动态四大城市子系统为脉络展开,最新进展聚焦于多元治理网络、城市代谢循环能力、可持续性基础设施以及人本理念的应用等主题。未来研究应重点关注韧性评估框架的标准化与本土适用性、创新数据和方法的驱动、脆弱地区与弱势群体、韧性构建与可持续发展协同以及全球协同治理网络等方向,以期为建设更加公正、包容和可持续的韧性城市提供科学支撑。

基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经济循环视角,通过构建初始禀赋不对称的LS模型,分析中欧班列开通与“双循环”有效联动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效应。研究发现,中欧班列开通能够显著赋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且对中西部地区、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区域以及经济规模较小城市的促进效果更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中欧班列开通通过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进一步分析发现,运输成本优化、多式联运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强化了中欧班列开通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赋能作用。研究结果不仅可为中欧班列开通经济潜能的研究提供新视角,也可为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提供参考。

基于我国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回归方法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间经济差距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整体来看,在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缩小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之间的经济差距。在这一过程中,改善要素错配是重要的作用路径。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相比于产业结构升级水平较低和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水平较高和人力资本水平较高城市的积极作用更加显著。同时,数字经济发展对“宽带中国”试点城市的作用程度也明显强于非试点城市。此外,拓展性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间经济差距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倒“U”型特征。进一步对拐点进行计算发现,在长三角地区,仍有一些城市位于曲线左侧,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未能对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间经济差距发挥积极的缩减效应。基于此,提出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持续优化要素市场配置机制、积极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等政策建议。

基于2012—2021年我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对数字经济碳减排效应及其作用机制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及其分维度均具有显著的降碳效应,其分维度的降碳效应依次为数字产业化>基础设施>产业数字化>数字创新。不同区域间的数字经济碳减排效应存在显著的异质性,降碳效应依次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低创新环境地区>高创新环境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对数字经济碳减排具有中介效应,分维度来看,产业结构升级对于各数字经济分维度指标也具有中介效应。政府规制在数字经济影响碳减排路径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增强了数字经济碳减排效应。因此,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完善基础设施,加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鼓励数字创新,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辅以合理的政府规制,对抑制碳排放、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和“双碳”目标实现尤为重要。

公益创投是培育社会组织的创新手段,是实现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一环。构建“资源—组织—环境”分析框架,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讨城市公益创投的影响因素与驱动模式。研究发现,技术支撑、资金投入、运作平台、交流学习、政策支持和社会协同等要素的联动耦合形成七个促成公益创投的条件组态,体现为四种公益创投驱动模式,即“资源—组织”二维驱动模式、“组织—环境”二维驱动模式、“资源—组织—环境”联合驱动模式和“资源—环境”二维驱动模式。其中,资金投入是多个条件组态的核心条件。研究结论有助于厘清公益创投的影响因素与驱动模式,为理解城市差异化公益创投驱动模式提供参考,对推动公益创投的整体发展有所启益。

在系统研判外部形势变化及其对北京影响的基础上,分析了“十五五”时期北京在经济增长、科技创新、人口结构、京津冀协同发展等重点领域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提出了增强经济增长动能的多样性、提升平原地区要素集聚能力及其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构建科技领军企业牵头的创新联合体、从人口规模调控转向人口结构与布局调整、深化京津冀创新链和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以京津雄“创新三角”为核心推动京津冀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等应对策略。

基于协同治理理论,构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协同供给“基础要件—行动过程—产出结果”分析框架,以深圳市W社区为案例,基于2022年11月至2023年11月开展的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资料,分析超大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协同供给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各主体间的利益交叉与目标同构、行政和资源支持营造的外部环境以及社会资本和信任塑造的内在禀赋是协同供给达成的前提,多元主体通过征召与放权、培育与赋能、激励与反哺形成双向互动的协同供给过程。协同供给形成聚合力量,有效推进了社区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和社会资本培育,但也存在协同供给效率、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方面的问题。据此提炼出资源保障、党政统筹、赋权增能、志愿激励等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协同供给机制。以超大城市养老服务问题为切入点的研究及其结论,可一定程度上丰富协同治理理论的应用场景,也可为创新养老服务模式、破解城市养老难题提供参考。

基于技术创新网络的多维度和多尺度特征,分别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在湾区尺度与国家尺度下的技术合作与转移网络,探讨技术创新网络的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粤港澳大湾区的技术创新网络整体呈现“双核—三中心—多节点”结构,其中,技术合作在湾区尺度上更加紧密,而技术转移在国家尺度上更为活跃,且以技术输出为主。城市的多维邻近与经济社会发展差异是影响粤港澳大湾区技术创新网络结构的重要因素,其对不同尺度与不同维度技术创新网络的影响存在差异。基于湾区内城市在技术创新网络中的功能层级与类型差异,提出粤港澳大湾区应重点推动城市创新功能体系形成“枢纽—中心—潜力—边缘”的“橄榄型”结构,并探讨了面向区域创新共同体建设的湾区城市创新发展引导策略。

以南京市主城区的41个街道为基本空间单元,利用2023年的居民手机信令数据和POI等大数据,基于“使用—供给”框架构建指标体系,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和波士顿矩阵法对居民夜间出行与夜间经济服务设施分布之间的关系进行评价。研究表明,夜间经济服务设施使用综合值极差较大,其分布呈反 “J”型,空间上呈现出“由中心向外围圈层式递减”与“西高东低”相结合的格局。夜间经济服务设施综合供给值极差较小,呈“正态偏左”分布,空间上呈现出“三心多核”“围绕散布多核形成高地聚集区”的格局。在耦合评价的基础上将主城区街道分为四类,依次为高水平平衡区、供给滞后失衡区、低水平共损区和使用滞后失衡区。基于研究结论,建议从全局和分区两个维度出发,通过差异化措施促进夜间经济的整体繁荣和可持续发展。

区位禀赋不足导致的城市边缘区空间绩效低下是制约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构建城市边缘区空间绩效与区位因子的格网化计量模型,通过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方法识别交通、政务和生态三类区位因子对空间绩效的影响,并以天津环城四区为例开展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天津城市边缘区空间绩效分布呈现“圈层+多峰”的结构,同时具有突变与过渡双重特征,具体表现为近郊突变性强、远郊过渡性强。城郊产业园区的经济产出不足和乡村地区公共服务供给滞后是天津城市边缘区形成低绩效空间的主要原因。交通区位对天津城市边缘区的空间绩效正向影响最强,政务区位的影响次之,生态区位则表现出较弱的负向作用。研究结论可为城市边缘区的空间规划实践提供依据。

在全球数字化浪潮下,数实融合已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是推动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的关键路径。基于2013—2022年中国115个资源型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实融合对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的影响,并引入TOE框架分析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实融合能够显著促进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其对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具有技术驱动效应、组织优化效应和环境催化效应。数实融合对绿色转型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异质性,其对衰退型城市、非老工业基地城市和非环保重点城市的促进作用更强,而对成长型城市的影响不显著。基于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建议,以期为资源型城市破解“资源诅咒”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启示与参考。

城市数字产业虚拟集聚是城市数字产业空间组织的新形态。利用数字企业大数据、百度指数以及网商交易指数等多源数据,评估2011―2021年我国284个城市的数字产业虚拟集聚现状,并借助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变异系数法和空间杜宾模型,考察城市数字产业虚拟集聚水平的区域差异、动态演进过程及收敛性。研究发现,全国城市数字产业虚拟集聚水平呈现稳步上升的发展态势,具体表现为东部地区集聚水平最高,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依次降低,东北地区最低的空间格局特征。在区域差异方面,东部与西部地区的区域内差异高于中部和东北地区,东部地区与东北地区的区域间差异最大,西部地区与东北地区的区域间差异最小,区域间差异是城市数字产业虚拟集聚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全国及四大区域城市数字产业虚拟集聚的空间极化现象并不突出,核密度分布曲线右移,存在右拖尾特征。全国、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及东北地区整体上具有α收敛特征,中部地区不存在α收敛特征,而空间绝对β收敛和空间条件β收敛均在全国及四大区域有所体现,并且在考虑空间条件β收敛后,收敛速度进一步加快。研究结论可为决策部门优化数字产业政策提供借鉴与参考。

以天津市内六区为研究对象,结合因子生态分析、空间统计与聚类、相关性回归、半结构访谈等方法,运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揭示内城社会空间演化与城市更新行动之间存在的结构性耦合与功能性耦合现象,并进一步总结城市更新在该过程中的中介触媒作用,及其通过“住房供给迭代、空间品质提升、功能价值置换、社会网络重组”等微观路径而实现的社会空间影响。研究致力于完善城市社会空间与物质空间的互动响应理论,为新时期“以人为本、精准施策”的空间治理实践提供理论支撑。

行政边界地区既是经济发展的低位区,也是环境污染的聚集地,数字经济的兴起为加快其绿色发展创造了新机遇。以行政边界地区为研究对象,基于我国2012—2021年284个地级市及相关边界县的数据,运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检验数字经济的生产提效和低碳减排作用。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通过缓解市场分割、打破行政壁垒赋能行政边界地区实现“减排增效”目标。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的这一效应与城市规模和产业数字化水平有关,但该效应仅存在于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在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尚不显著,且产业数字化比重越高的城市,其作用效果越显著。研究结果可为进一步完善我国行政边界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建立一体化污染监控平台、加快促进数字经济赋能行政边界地区减排增效提供政策启示。

利用熵值法、时空地理加权模型等方法探索不同类型收缩城市收缩特征因子对土地利用碳排放的影响作用及影响差异性,得到以下结论:首先,建设用地转入是收缩城市土地利用碳排放的主要来源,林地、草地的减少增加了碳排放压力。其次,不同类型收缩城市碳排放呈现不同规律,其中资源依赖型、综合型城市碳排放在2010年达到峰值后呈下降趋势,并于2015年重新进入增长状态;虹吸型、区位制约型城市碳排放呈现持续增长趋势。最后,城市显著的收缩特征因子也是影响城市碳排放的主要驱动因子,随着时间的发展,收缩现象从人口收缩转为多维度收缩,同时收缩城市碳排放驱动因子影响趋势从人口维度转向经济、投资维度。

从新质生产力视角构建区块链赋能分析框架,基于Y市的智慧养老实践,运用案例分析方法揭示区块链赋能城市养老服务供给结构优化的场景与路径。研究发现,区块链技术的运用通过塑造新型劳动者、打造新型劳动资料、创造新型劳动对象,推动“合作”趋向的主体结构调整、“共享”趋向的权力结构重塑和“协商”趋向的话语体系完善,进而实现城市养老服务供给结构的整体优化。面对事中事后监管乏力、老年用户“边缘化”、养老福利性和公益性缺失等风险,应构建区块链技术的应用监管机制,提高技术的适用性,强化价值引领,实现区块链技术与城市养老服务供给结构的深入融合。

基于资源基础理论构建研究框架,以2019—2021年我国30个重点城市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动态QCA方法对影响数字政府建设绩效的资源要素及其组态路径、动态变化过程进行探究。研究发现,单一资源要素在不同时期均非提高数字政府建设绩效的必要条件,能够提高数字政府建设绩效的资源组态路径有三类,即“综合资源联动型”“响应能力驱动型”和“创新能力主导型”,数字政府建设绩效的驱动机制正逐步由“综合资源联动型”和“响应能力驱动型”向“创新能力主导型”转变,这表明创新性资源要素协同配置下的创新能力优势在数字政府建设中日益凸显。鉴于此,应动态把握资源要素间的耦合联系,因地制宜,因时而变,动态选择资源组合路径,驱动数字政府建设长效推进。

基于内部动力系统、外部动力系统构建城乡融合发展动力评价体系,运用BP神经网络模型对2020年我国成渝地区132个区县的城乡融合发展动力进行识别,根据识别结果提炼出城乡一体、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和收缩重构四种县域城乡融合类型,并针对不同融合类型提出差异化的城乡融合发展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成渝地区西部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较高,但对照全国情况来看没有明显优势。除成渝都市圈附近和成渝中轴城际交通走廊沿线的区县外,成渝地区大部分区县内部与外部动力均不足,城乡融合发展类型以收缩重构型为主。城乡一体型县域应按照“功能互补、生活等值”方式加强城镇与乡村的双向互促发展。以城带乡型县域应按照“以工代农、以城带乡”方式,利用城镇规模效应带动乡村外源发展。以乡促城型县域应按照“农业升级、以农促工”方式,通过农业链条延伸促进城镇涉农企业发展。收缩重构型县域应按照“择优发展、绿色发展”方式探索乡村有序重构和生态价值转化。研究结论可为成渝地区因地制宜推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借鉴。

世界级城市群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化的最高空间形态,对世界经济、政治具有高度控制力和影响力,已经成为大国培育核心全球竞争力、引领未来全球发展和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基于全球城市体系对“世界级城市群”概念进行界定,通过与相关概念进行辨析和对比,结合已有研究成果提出其界定准则。从流空间—位空间一体分析视角构建中国世界级城市群建设的理论框架,并基于界定准则,分别从位空间和流空间两方面对中国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与全球五大世界级城市群进行比较,梳理中国世界级城市群特征,厘清相关问题与挑战,在此基础上探讨建设路径。

基于我国2012年、2014—2018年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II型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城市面板数据,构建Logit模型,分析新型城镇化发展对农村籍劳动力长居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新型城镇化发展对农村籍劳动力长居意愿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职业和代际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新型城镇化发展显著提升了拥有稳定职业的农村籍劳动力在各类规模城市的长居意愿,经商类和新生代农村籍劳动力倾向于在II型大城市和中等城市长期居住,非稳定职业和老一代农村籍劳动力则倾向于选择小城市居住。教育水平与技能分化的异质性检验结果回应了上述职业和代际差异产生的可能根源。内部路径检验结果表明,经济收入提升依然是农村籍劳动力选择城市长居的长效驱动因素,公共服务和生态建设的影响则因个体和城市规模的差异而不同,特别是小城市的生态建设效应呈“U”型作用趋势。基于研究结论,从精确识别各类劳动力需求、加速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生态建设、积极把握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契机等方面提出提升农村籍劳动力长居意愿的政策建议。

伴随区域一体化的深入推进,省际边界区县域城镇化开始迈入“跨界”增长的新阶段。从流动空间理论视角出发,采用fsQCA方法分析我国皖苏交界地区22个县域的相关数据,发现省际边界区县域城镇化存在跨省资源配置主导的内生型、外生型以及省内资源配置主导的内生型、外生型四类驱动路径,其对边界区县域城镇化的驱动效应普遍强于单一条件的驱动效应。其中边界区县域城镇化的资源配置倾向主要由省域经济发展程度以及与邻近中心城市的行政隶属关系决定,行政空间联动、市场空间互动与人口空间流动的差异化联动匹配关系导致了县域城镇化动力形态的分殊。基于此,应进一步加快推进省际边界区的区域化整合进程,针对不同类型的边界区制定差异化的县域城镇化发展策略,从而为边界区县域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

在全球经济格局重构的背景下,推进蓝色经济合作已成为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力量。粤港澳大湾区与东盟国家之间的蓝色经济合作具有巨大的潜力和广阔的前景。采用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粤港澳大湾区—东盟国家区域间蓝色经济合作的空间关联性及其网络结构,分析具备合作潜力的海洋产业和蓝色经济的转型压力,探讨粤港澳大湾区与东盟国家在蓝色经济领域的合作趋势与路径。研究发现,合作区蓝色经济关联网络密度整体偏低,超过三分之二的蓝色经济联系尚具有较大开发潜力。泰国、粤港澳大湾区和印度尼西亚在合作区蓝色经济网络中处于核心位置,是合作区内蓝色经济发展的“引领者”;越南、新加坡、菲律宾和柬埔寨在合作网络中处于边缘位置,是区域蓝色经济合作的“追随者”。合作区内各节点网络强度差异较大,表明区域内蓝色经济合作处于非均衡状态,一体化水平有待加强。同时,凝聚子群分析结果显示,完善合作机制、搭建合作平台对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与东盟国家的蓝色经济合作具有重要作用。基于研究结论,提出进一步发挥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作用、推进构建粤港澳大湾区—东盟蓝色经济伙伴关系的政策建议。

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从政府行为视角分析中国城市能源效率差异对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机制。在使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测度城市能源效率差异的基础上,利用2006—2020年中国27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开展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城市能源效率差异激励了地方政府产业与能源结构转型、环境规制、能源强度控制与科技创新行为,促进了经济绿色发展。城市能源效率差异对经济绿色发展的促进效应与作用机制因时间、区域、政府主导程度、地方政府竞争强度、市场化水平和政府市场协同程度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当前应以区域能源效率差异激励能源技术攻关与技术转移,以政府市场协同精准推进能源技术革命,健全区域能源效率差异传导机制,全面促进经济绿色发展。

将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城市政策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建立双重差分模型,使用中国2006—2022年38个沿海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研究创新发展政策对沿海城市海洋经济韧性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城市政策显著提升了沿海城市海洋经济韧性,该结论在开展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缩尾回归、PSM-DID检验、样本变更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政策效果在北部海洋经济圈、大城市组和高人力资本水平组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科技创新投入和数字经济发展能够强化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城市政策对沿海城市海洋经济韧性的提升作用。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以创新发展加快形成海洋新质生产力、持续巩固沿海城市海洋经济韧性的对策建议。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融合深刻地改变了经济结构,成为重塑国家创新格局、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力量。基于2014—2022年我国地级市关键数字技术发明专利数据,在划分七种关键数字技术类型的基础上,定量比较城市不同类型数字技术融合能力,探索关键数字技术融合对城市技术突破影响的过程与机理。研究发现:首先,东部城市关键数字技术融合能力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武汉、成都、西安等中西部城市的快速崛起打破了原有由东部城市主导的格局,区域之间总体差距缩小。其次,数字技术之间的融合程度不断加深,人工智能技术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此外,数字技术与非数字技术(尤其是化学和医学领域)融合程度显著提高,其中,量子信息技术的跨界融合程度最高。最后,七类数字技术融合均显著促进了城市技术突破,其中,元宇宙的促进效果最为显著。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关键数字技术融合通过知识相关多样化与非相关多样化促进城市技术突破。研究结论可为提升城市关键数字技术领域创新能级、融合形成关键领域优势提供科学依据与政策启示。

专业市场转型是城市更新中必须解决的治理难题之一。基于城市更新目标,引入适应性治理理论,构建专业市场适应性转型的理论框架,提出专业市场转型应遵循“目标—评估—选择—实施”过程,包括转型升级、疏解外迁、关闭转营、规范整治四种基本模式,以及空间区位、物质环境、经营模式三个实施维度,并分析专业市场“衰落—整治—升级/疏解/关闭”的阶段性演变特征,指出城市更新中专业市场的转型机制在于多元主体的有效协作。以广州市老城区的两个专业市场为研究案例,分析其在城市更新中的适应性转型路径和机制,验证专业市场适应性转型理论框架的合理性,发现不同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推进了专业市场转型升级或疏解外迁的差异化过程。

自1999年高等教育扩招政策实施以来,我国高校面临空间扩张压力,在应对压力的驱动下逐步兴起新校区建设浪潮,地方政府也将引入新的大学校区资源作为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推动当地经济增长的战略抓手。采用本地化尺度的空间双重差分方法和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反事实匹配空间双重差分方法,从区位导向性政策视角分析我国“双一流”大学新校区设立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新校区的设立切实促进了地方经济活动的增长,但对周边地区的土地和住房的商业价值提升作用相对有限。其主要原因在于,尽管新校区的立激发了地方知识的溢出,推动了地方产业结构转型,促进了高科技产业集聚,但新校区周围的本地商业化服务业和便利设施的配套尚不完善,难以在更大地理尺度上发挥新校区的正外部性,进一步释放发展潜力。此外,地方政府大量划拨房地产用地的发展模式,也可能是限制新校区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基于研究结论,提出针对性对策建议,以期为推动未来我国大学新校区与城市区域的协同联动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增强城市经济韧性是保障经济稳定发展、抵御风险、提升综合竞争力的关键着力点。以知识产权治理为切入点,基于2007—2021年中国279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实施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的实施显著增强了城市经济韧性。异质性分析表明,在行政等级较低、资源禀赋丰富以及规模较大的城市,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实施对经济韧性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的实施主要通过城市创新效应、人才集聚效应和经济活力效应提升城市经济韧性。

自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京津冀地区充分发挥教育、科技、人才等优势,协同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取得了明显进展和显著成效。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加快集聚,战略性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发展,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基底进一步夯实,营造形成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良好环境。面向未来,京津冀地区首先要发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优势,聚焦“国家所需、地方所能”,打造全国新质生产力发展先行区、示范区。其次,要依托城市群和三大都市圈区位优势,优化新质生产力战略布局,协同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此外,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协同打造绿色生产力发展高地。最后,要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率先探索同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为全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先行示范和强大支撑。

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网络(CSPON)建设要求加强流动空间的监测分析,以精准识别空间形态、空间关系的演变趋势。基于创新要素的流动特征,对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创新发展规划展开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大湾区“两廊两点”的创新发展目标基本达成,而广州、珠海、澳门三地并未按照规划预期形成紧密的创新联系,澳门与香港、深圳之间的创新合作则显著增强,形成“广州—深圳—香港—澳门—东莞”科创组团。对创新网络的时空演化特征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与政府部门的规划调控分别解释了大湾区创新网络68.9%与21.2%的演化特征,这表明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具有重要作用,而规划政策的实施仅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城市群的创新发展,且其影响存在滞后效应,其效果随时间推移而增强。

我国省域副中心城市的理论与实践均兴起于湖北,而后逐步推向全国。在回溯省域副中心城市提出的理论与实践背景、推广过程,分析其发展动因、功能特点与政策支持机制的基础上,提出发展壮大省域副中心城市的政策建议,即抓住机遇,优化省域副中心城市布局,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赋予其更大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完善基础设施和服务功能,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以副中心为龙头建设城市群、都市圈,增强其辐射能力,推进省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基于居民生活时间分配数据,运用结构方程、3SLS和双重机器学习模型研究了北京市有工作的居民自由时间内身体活动和久坐两类行为对其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结果显示,行为总时长对生活满意度影响最大,任何时长的体育运动都有利于提高生活满意度,而平均每天超过3小时的久坐行为对其产生消极影响,且这一影响在工作日和休息日差异明显。此外,从久坐行为类型看,以交通型久坐为主的居民,其生活满意度随久坐时间增加而提升;以学习型或娱乐型久坐为主的居民,其生活满意度随久坐时间增加而呈倒“U”型变化趋势。对于三类久坐行为,体育运动对以学习型久坐行为为主的居民生活满意度正向影响较大。进一步分析表明,“健康效应”和“替代效应”是这两类行为影响生活满意度的重要机制。

城市化进程伴随着复杂多变的风险,亟需加强应对,探究城市风险治理现代化的有效机制与路径。在传统基于静态事件视角切入研究的基础上,应更多关注基于“技术”“人”“事件”视角的风险内容变化,聚焦城市风险复杂关联、整体涌现、扩散放大、多重叠加与不确定性的特征,构建前置性风险治理框架。要发挥数字技术赋能城市治理的作用,加强数字化风险研判,健全数字化风险防控机制,完善智能化风险评估方案,构建智慧化风险防控协同机制,完善数字化风险监督流程,打造全周期城市风险治理体系。展望未来,应构建“有温度”的高质量城市治理体系,以系统观念推进风险治理,创新风险治理体系,推进以人为核心的精细化治理,形成多元共治的风险治理新格局。

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设立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产业数字化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区内系列制度创新为企业的数字化发展带来重要契机。基于2011—2022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多期DID模型,探究了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设立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显示: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设立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促进作用,通过数字化能力建设、市场规模扩张和外部数字环境建设共同推动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这种促进效果主要作用于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企业以及高市场化水平地区企业,且对小规模企业的影响更大。此外,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设立还能够通过同群效应实现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正向溢出。

创新型城市智慧专业化发展对国家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具有重要意义,提升创新型城市智慧专业化发展水平的路径是地方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以国家创新型城市为案例,结合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探索城市智慧专业化高水平发展的驱动路径。研究发现,单个变量无法构成创新型城市高智慧专业化发展水平的必要条件,但优质高效的市场环境在这一过程中具有普遍作用。创新型城市高智慧专业化发展水平的驱动路径包括科技创新和市场环境联合驱动型,政府规模和绿色发展联合驱动型,政府规模、市场环境和基础设施联合驱动型三种,体现了创新型城市智慧专业化发展的多样化特点。产生创新型城市非高智慧专业化发展水平的六种组态说明城市的科技创新能力和市场环境对智慧专业化发展水平具有较大影响。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创新型城市高智慧专业化发展水平驱动路径存在差异,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设计符合自身特色的智慧专业化发展路径。

高品质的生态环境已成为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降污减排的重要目标。基于2005—2020年我国28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普通面板模型和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生态空间规模与结构对改善空气质量的影响效果。研究显示:城市生态空间与建设空间、蓝绿空间与建设空间、蓝绿空间与城市空间面积的比值越高,对空气中PM_2.5浓度的抑制效应越明显。生态空间与建设空间、蓝绿空间与建设空间之比的增加在非供暖区城市的抑制效应更明显。高压力型城市的生态空间与建设空间比值的增加对PM_2.5浓度的负向影响效果最大,C级压力型城市的相关影响次之,E级压力型城市的相关影响不显著。城市生态空间规模与结构对城市空气污染治理的作用受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鉴于此,应优化城市生态空间规模与结构,维护城市生态平衡,强化污染防治合作共赢意识,提升空气污染协同治理水平。

基于“新基建”视角,运用超效率SBM模型和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知识流动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知识流动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在该作用过程中,“新基建”发挥了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其中,信息基础设施与融合基础设施在知识流动影响城市绿色创新效率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而创新基础设施则未呈现出显著性。知识流动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正向影响在地理区位更优越、人口规模更大以及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城市表现更为显著。“新基建”对知识流动影响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调节作用也因城市特征差异而呈现出异质性。

养老服务协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供给和需求匹配的视角分析京津冀养老服务协同发展取得的成效、面临的问题及发展路径,研究结果表明,京津冀养老服务协同不断加强,医养服务协同水平持续提升,智慧养老服务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供给明显增加。进一步分析发现,当前,京津冀养老服务协同发展还面临异地养老需求整体偏弱、异质性养老需求未被满足、医疗资源配置不均衡、数字化协同能力及政策协同力度有待提升等问题。据此建议建立区域智慧养老信息系统,深化医疗卫生服务协同,构建多元化养老服务供给体系,完善养老服务协同工作机制,推动区域养老服务供需精准对接,加快打造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京津冀养老服务协同示范区。

构建“情境—连结—参与”分析框架,基于CLDS2016和多层次Logit模型研究发现:乡城移民的社区治理参与主要受社区社会空间而非社区物理空间影响。社区的底层聚集度和身份隔离度越高,反而越能促进移民参与,说明经济社会隔离并不必然像西方理论预设的那样致使移民迈向公共性孤立,也可能在特定的国家和社会条件下促进治理整合。社区的地位异质性和居住流动性过高会抑制移民参与,对邻里熟识、信任和互惠连结的差异化重构是社区异质性影响移民参与的重要过程机制。基于上述研究发现,从激活底层社区的参与治理潜能、增强混居型社区的邻里连结密度、加快乡城移民的安居帮扶进程等角度提出政策建议。

数字乡村建设对于促进城乡要素流动、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具有重要作用,考察其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收敛特征的驱动机制和变动趋势是推动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重要问题。采用熵值法、变异系数法和面板门限模型对1978年以来我国30个省(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探究二元经济结构下数字乡村建设及其他驱动因素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收敛性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以1994年与2009年为节点,1978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出两个“U”型波动过程,目前处于下降阶段,未来是否会形成第三个“U”型波动过程,取决于现阶段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否具备收敛性。目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δ和β收敛特征。数字乡村建设能够加快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收敛速度,且其影响具有阶段性差异和区域异质性。经济增长、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收敛性的重要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