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系统研判外部形势变化及其对北京影响的基础上,分析了“十五五”时期北京在经济增长、科技创新、人口结构、京津冀协同发展等重点领域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提出了增强经济增长动能的多样性、提升平原地区要素集聚能力及其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构建科技领军企业牵头的创新联合体、从人口规模调控转向人口结构与布局调整、深化京津冀创新链和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以京津雄“创新三角”为核心推动京津冀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等应对策略。

在全球数字化浪潮下,数实融合已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是推动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的关键路径。基于2013—2022年中国115个资源型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实融合对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的影响,并引入TOE框架分析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实融合能够显著促进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其对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具有技术驱动效应、组织优化效应和环境催化效应。数实融合对绿色转型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异质性,其对衰退型城市、非老工业基地城市和非环保重点城市的促进作用更强,而对成长型城市的影响不显著。基于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建议,以期为资源型城市破解“资源诅咒”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启示与参考。

数字乡村建设对于促进城乡要素流动、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具有重要作用,考察其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收敛特征的驱动机制和变动趋势是推动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重要问题。采用熵值法、变异系数法和面板门限模型对1978年以来我国30个省(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探究二元经济结构下数字乡村建设及其他驱动因素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收敛性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以1994年与2009年为节点,1978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出两个“U”型波动过程,目前处于下降阶段,未来是否会形成第三个“U”型波动过程,取决于现阶段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否具备收敛性。目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δ和β收敛特征。数字乡村建设能够加快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收敛速度,且其影响具有阶段性差异和区域异质性。经济增长、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收敛性的重要影响因素。

自1999年高等教育扩招政策实施以来,我国高校面临空间扩张压力,在应对压力的驱动下逐步兴起新校区建设浪潮,地方政府也将引入新的大学校区资源作为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推动当地经济增长的战略抓手。采用本地化尺度的空间双重差分方法和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反事实匹配空间双重差分方法,从区位导向性政策视角分析我国“双一流”大学新校区设立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新校区的设立切实促进了地方经济活动的增长,但对周边地区的土地和住房的商业价值提升作用相对有限。其主要原因在于,尽管新校区的立激发了地方知识的溢出,推动了地方产业结构转型,促进了高科技产业集聚,但新校区周围的本地商业化服务业和便利设施的配套尚不完善,难以在更大地理尺度上发挥新校区的正外部性,进一步释放发展潜力。此外,地方政府大量划拨房地产用地的发展模式,也可能是限制新校区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基于研究结论,提出针对性对策建议,以期为推动未来我国大学新校区与城市区域的协同联动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以数据管理机构设立为准自然实验,构建政府数据要素治理驱动企业绿色创新的理论模型,选取2010—2024年我国上市企业面板数据,基于双重机器学习方法,检验政府数据治理的绿色创新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在基准效应方面,政府数据治理有效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在异质性方面,政府数据治理对高数字化水平企业、高垄断行业以及中心城市表现出更强的绿色创新促进效应。在作用机制方面,政府数据治理通过支持数字技术研发、优化数字管理组织、改善数字生态等方式驱动企业绿色创新效率提升。在调节机制方面,政府数据治理通过“硬基础”“软环境”“强中介”等渠道激发数据要素乘数效应。基于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建议,以期为政府部门科学治理数据要素提供切合实际的经验,为推动企业绿色转型发展奠定理论基础。

我国省域副中心城市的理论与实践均兴起于湖北,而后逐步推向全国。在回溯省域副中心城市提出的理论与实践背景、推广过程,分析其发展动因、功能特点与政策支持机制的基础上,提出发展壮大省域副中心城市的政策建议,即抓住机遇,优化省域副中心城市布局,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赋予其更大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完善基础设施和服务功能,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以副中心为龙头建设城市群、都市圈,增强其辐射能力,推进省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探究数字技术合作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及作用路径,对弥合区域数字鸿沟、发挥数字经济赋能经济韧性提升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7—2021年我国279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城市间数字技术合作专利数据集,探讨数字技术合作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技术合作显著提升了城市经济韧性,该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数字技术合作通过提升创新质量、抑制资源错配和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等路径对城市经济韧性产生促进作用。数字技术合作不仅显著提升了东部地区城市、城市群城市和非老工业基地城市的经济韧性,也显著提升了在知识产权保护、高技能人才集聚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具有优势的城市的经济韧性。

公共数据安全作为我国深化城市安全韧性提升行动的重要议题,对韧性城市建设具有关键作用。通过理论解构与比较分析,揭示传统防御型治理模式在应对动态风险方面的局限。研究结果表明,当前公共数据安全领域面临韧性悖论、伦理冲突与多中心治理责任困境等多重挑战,提升公共数据安全治理效能势在必行。基于对生态韧性与工程韧性认知范式的批判性重构,以数据韧性概念为核心构建动态适应、弹性恢复和协同整合机制,推动公共数据安全保护体系从“合规本位”向“韧性本位”转型,进而保障数据在安全前提下高效流通并释放价值,为韧性城市建设提供坚实支撑。治理方案重构应基于技术、制度和法治三维协同路径,筑牢韧性基座,提升基础设施韧性;完善韧性机制,建立动态适应体系;强化韧性保障,健全法治运行体系。基于研究结论,建议应深化立法与提升标准化水平,建立协同演练与评估机制,探索创新模式,扩大公众参与,从而推进城市公共数据安全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构建“情境—连结—参与”分析框架,基于CLDS2016和多层次Logit模型研究发现:乡城移民的社区治理参与主要受社区社会空间而非社区物理空间影响。社区的底层聚集度和身份隔离度越高,反而越能促进移民参与,说明经济社会隔离并不必然像西方理论预设的那样致使移民迈向公共性孤立,也可能在特定的国家和社会条件下促进治理整合。社区的地位异质性和居住流动性过高会抑制移民参与,对邻里熟识、信任和互惠连结的差异化重构是社区异质性影响移民参与的重要过程机制。基于上述研究发现,从激活底层社区的参与治理潜能、增强混居型社区的邻里连结密度、加快乡城移民的安居帮扶进程等角度提出政策建议。

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力量,数字经济正在深刻改变传统经济结构与社会发展方式,不仅推动了经济高质量增长,也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新路径和新动能。运用双重差分法,基于2011—2021年我国286个城市的平衡面板数据,系统考察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因果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是推进共同富裕必不可少的动力引擎,具有基础性、结构性和战略性的重要影响与作用,但数字鸿沟与平台垄断风险等需引起高度关注。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对策建议:数字基础设施下沉有助于推动区域均衡发展,助力东中西部共享发展成果;数字经济的“包容性增长”特征有助于缓解收入差距;需加强制度建设,提升数字治理能力;应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

作为我国的基本治理机制之一,政策试点制度已被置于国家治理现代化总体战略中予以谋划推动。基于条块关系视角,以四川省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为经验样本,揭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标尺竞争机制。研究发现,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突破了传统的“先申请后建设”模式,转而采取“先建设后验收授牌”的新做法,其评价标准不仅包括试点地政策实施前后变化的绝对绩效,还将同级试点地区间的政策实施差异比较纳入考核范畴,从而评选出合格的政策试点地。其机制涵盖中央政法委借助标尺设定、诱导竞争、相对排名形成规范建构,地方政府通过上压式动员、下行式协同及差异化演绎实现对中央治理目标的有效承接与动态适配等环节。标尺竞争理论不仅在学理层面为政策试点制度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竞争机制,而且有利于减少上下级政府间的信息不对称,破解条块分割困局,形成以“市域之治”助推“中国之治”的本土经验。

功能区与行政区融合发展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释放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环节。基于准行政区理论视角,建立“构成要素—体制缺陷—问题表象—空间功能—优化提升”的分析框架,以H市Z新区作为实证案例,探析城市新区与行政区融合发展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城市新区构成要素具有非正式和柔性特征,该特征使城市新区在治理过程中产生管理主体法律地位模糊、机构职能不全、与属地政区协调困难等问题。为保障城市新区空间功能正常实现,从权力尺度、功能领域和对外协调三个维度提出改革建议。

为揭示城市微旅行优化空间利用、扩内需促消费的内在机制,基于复杂网络分析方法,根据我国香港地区城市微旅行旅游者轨迹数据,构建包含游览娱乐、功能活化、餐饮设施、购物设施四个层级的城市微旅行网络模型。研究发现:各类节点的网络层级特征差异显著,其中星光大道等传统节点主导全域网络,大馆等活化节点联动各层网络,中环街市等消费节点集聚层内网络。旅游流在核心—外围区中呈现高流量占比且均衡扩散的特征,有效削弱了传统景点主导的极化效应,并通过形成的“消费—探索”社群为城市次级空间提供流量渗透路径。此外,城市微旅行网络具有结构互补性、流量预测性和冗余抗扰性的协同机制。上述结果表明,城市微旅行可有效促进城市资源多维利用与空间功能再平衡。据此,建议城市规划管理者应关注具有高经济活力与韧性水平的城市微旅行模式,并通过挖掘地方文化资源、活化次级消费空间等方式推动城市旅游可持续发展。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运用动态QCA方法,探讨现代海洋城市建设机制与分析框架,并对其建设阶段与建设路径进行分析识别。研究发现,在现代海洋城市建设行动者网络中,政府处于核心协调地位,通过设置阶段性强制通行点,明确行动者共同目标,并依托利益赋予、征召动员等转译机制,推动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等人类行动者与港口、海洋环境等非人类行动者形成动态联动的有机网络,建设进程普遍呈现以特定目标为导向的多阶段演进特征。动态QCA分析识别出两条具有普适性的高水平建设路径:路径1为“经济与财政—科技与教育—国际合作”模式,路径2为“海洋产业—科技与教育—环境缺失”模式。其中,科技与教育是两条路径的共同必要条件,经济与财政、国际合作、海洋产业则构成差异化支撑要素。不同禀赋城市呈现清晰的路径适配规律:上海、天津、广州、深圳等经济国际化导向型城市,因其经济基础与开放优势,主要依托路径1构成主流发展模式;青岛、福州、大连等海洋产业基础较强的城市,高水平建设初期多依托路径2达成建设目标。

未来城市发展方向应当从单纯以环境为主体的可持续城市转向以人为本的乐活城市,“产城人”融合发展是走向乐活城市的必经之路。本文从“兴产业”“聚人气”“求安逸”三个维度构建强调短板制约的乐活城市指数,对我国252个城市的乐活城市建设现状进行评价。研究发现,全国乐活城市建设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大约70%的城市存在各种短板制约。根据乐活城市指数特征,将252个城市划分为产城融合型、公共服务型、新兴产业型、生活消费型、产城滞后型五个类型。产城滞后型城市又可依据短板制约因素及种类分为产城融合起步城市、民生保障短板城市、产业发展短板城市、工商业短板城市、产业民生短板城市和“产城人”短板城市等六个亚类。另外,经济发展、人口流动与乐活城市建设水平相互影响,乐活城市建设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同时作用于城市人口吸引力的提升。

数字化社会治理平台作为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实现社会治理线上线下协同行动的重要载体,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作为提升社会治理协同效能的重要载体,数字化社会治理平台将治理资源整合、治理目标统筹作为关键性的建设目标。通过对X市社会治理综合指挥平台的研究发现,基于数字化社会治理平台进行信息汇集与隐患摸排,可以实现对治理场域情景的整体性把控,并通过标准化信息管理及定向化任务调度实现治理行动的动态协同。依托数字技术嵌入组织安排实现的相关参与者在治理场域的线上“虚拟在场”及线下“网络建构”结构,二者共同支撑了数字化社会治理平台的内在运行逻辑。鉴于平台运作过程中存在因交往关系矛盾而带来的阻碍作用,数字化社会治理平台的整体性协同效果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将数据要素市场化的环境影响解构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三个维度,采用2011—2023年中国26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量化数据要素市场化程度,分析数据要素市场化对城市减污降碳的双边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据要素市场化通过扩大工业生产规模和地区生产总值(规模效应)加剧城市的污染物排放和碳排放,此为数据要素市场化的正效应;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技术效应)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强化绿色信贷发展(结构效应),从而降低城市的污染物排放和碳排放量,此为数据要素市场化的负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数据要素市场化的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大于其规模效应。因此,数据要素市场化总体上可显著降低污染物排放和碳排放量,发挥其减污降碳作用。研究结论可为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的环境规制功能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同时为制度创新推动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深度融合提供证据支持。

基于个体—环境匹配理论,利用2020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构建多维度个体—环境匹配度指标,采用多层多分类Logistic模型和调节效应分析方法,探究城市老年人口个体能力与社区环境匹配度对其养老意愿的影响,并检验经济资源因素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具有原居安老意愿的老年群体以“高匹配度—低支出”为典型特征,具有家庭养老意愿的老年群体呈现出“低匹配度—少资产”的特征,具有机构养老意愿的老年群体显示出“低匹配度—高支出”的特征。个体—环境匹配度是影响城市老年人口养老意愿的关键因素,社区设施和服务匹配度较高的老年群体表现出更强的原居安老倾向。经济资源因素在个体—环境匹配度与养老意愿的关系中发挥调节作用,资产不足会削弱高匹配度对原居安老意愿的促进作用,而高支出水平会强化低匹配度老年群体对机构养老的偏好。实证结果揭示了不同老年群体对社区环境的异质性需求及其对养老意愿的影响机制。基于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建议,以期为建设老年友好城市提供学理依据与实践借鉴。

探讨中国国家大学科技园的政策演进特征和作用机制,对提升城市创新力具有重要意义。结合国家大学科技园相关统计数据和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可知,中国的大学科技园有效促进了企业创新,提高了城市创新力,其主要通过加速高校知识溢出、促进城市产学研合作以及优化创新服务供给、提高城市创新要素配置效率两种机制来实现。当前国家大学科技园仍存在政策扩展不充分、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引导力度不足等问题。基于上述分析,从园区建设、创新动能提升和园区功能发挥三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工业碳排放量是我国城市碳排放量的主要来源,工业领域的碳减排政策对于城市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碳账户”政策作为一种新兴的数字化低碳治理手段,逐渐被应用于多种生产生活场景。浙江省衢州市推出的工业“碳账户”政策成为我国工业领域低碳治理的重要创新举措。梳理衢州市工业碳账户的运作机制,并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其对工业碳排放量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碳账户”政策的实施对衢州市工业企业的碳排放量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基于此,提出推进城市工业“碳账户”发展的建议。

基于外部情景因素和内在驱动因素的整体性视角,利用2020年6月—2022年12月武汉市社区公共安全服务的1974份样本数据,采用SEM和fsQCA混合研究法探究超大城市居民参与公共安全治理合作生产的影响机理及组态路径。研究发现,政策叙事、社会规范及社区危机学习均对居民合作生产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且社区危机学习的影响最为明显。合作态度在社会规范对居民合作生产的影响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作用,风险感知分别强化了知觉行为控制、合作态度对居民合作生产的正向作用。进一步的组态研究表明,驱动高合作生产的路径包括社区危机响应型、政策导向型、内在驱动型三种,而产生低合作生产的路径表征为“外源—内驱”缺失型。研究结论可为超大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的“居民动员”提供理论解释与实证依据。

数字化、生态化如何助力绿色技术创新是低碳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基于2006—2019年中国278个地级市数据,运用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法测算中国地级市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水平,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方法探究智慧城市与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双试点政策对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发现,双试点政策推动了城市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且双试点政策较之单试点政策更加有效。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双试点政策下城市内企业面临更强融资约束,但其能够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双试点政策促进了工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消费性服务业协同集聚,从而推动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调节效应分析发现,政策激励、环境规制及金融基础越强,则双试点政策实施效果越显著。研究结论表明,探索城市数字化与生态化工业发展模式是实现“双碳”目标的有效路径。

基于国际上超大特大城市的规模、密度和强度合理程度的经验事实,以及人类舒适生存环境需求理论所派生的人与空间及生态的合理区间标准、由此推导的城市规模、密度和强度区间标准,结合中国人口多、建设用地少等国情,确定中国超大特大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规模、密度和强度的合理区间,对标中国超大特大城市发展的现实,发现其规模、密度和强度存在的问题及其对高质量健康发展产生的不利影响,提出建设中国高质量超大特大城市的对策建议。

央地关系一直是国土空间治理的研究重点,但已有研究侧重于探讨央地之间的二分对立关系,忽视了省级政府在央地博弈协同中的行为机制。立足委托代理与软预算约束理论,从省级政府行为出发,构建“三阶段+三层级”的系统性框架,分析国土空间治理中省级政府“双向约束软化”的纵向府际互动机制。通过对F省土地约束性指标政策执行过程的案例分析,发现省级向上与向下的约束软化行为分别通过目标调适和自主扩权影响指标政策执行,当中央采取下放土地控制权强化问责约束的制度设计时,有助于推动省级政府发挥在央地关系中的协调性作用。对此,应通过选择性集权、制度化分权与省级政府治理能力提升来推动国土空间治理改革。

综合运用数据分析和实地调研方法,系统考察了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进展、发展趋势和存在的突出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党的十八大以来,新型城镇化战略稳步实施,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当前,我国的城镇化进程正处于增速放缓、质量提升的关键时期,更加注重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呈现市民化地位日益凸显、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潜力犹存、人口加快向都市圈集聚等趋势特征,同时也面临市民化质量不高、产业承载能力不足、都市圈同城化水平不高、城市安全韧性存在明显短板等突出问题。基于此,提出相应的路径举措,建议应抓住城镇化动力仍然较强的关键机遇,坚持以人为本,强化产业支撑,优化空间布局,补齐短板弱项,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提升潜力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培育现代化都市圈,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提升安全韧性,稳步提高城镇化质量和水平。

推进人居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滇西北地区实现经济增长、保护生物多样性和传承文化多样性的题中应有之义。回顾了1998年滇西北地区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规划研究历程,即以保护生态环境和建设人居环境为研究对象,运用融贯的综合研究方法系统分析滇西北地区发展中面临的关键问题,包括地区发展滞后、生态环境破坏、自然灾害频发、文化多样性流失、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及人居环境质量持续下降等,提出滇西北地区应统筹协调生态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有节奏地发展生态旅游和文化旅游,推进城乡人居环境有序建设,进而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同时还聚焦国家公园体系建设、改善基础设施、县域发展试点等制定行动方案,关注滇西北地区迪庆州中甸县(现香格里拉市)理想的“香格里拉之城”的规划建设。在此基础上对滇西北地区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进行了前瞻性展望,提出未来滇西北地区应继续优化升级旅游业,打造“健康生活目的地”,加强交通互联与文旅产业发展,促进区域高质量转型。

基于2005—2022年中国土地市场网地块交易数据和上市A股企业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从要素错配视角分析城市土地资源配置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低价出让工业用地、高价限制性出让商住用地的配置方式造成了土地要素市场扭曲和资源错配,显著抑制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机制分析表明,产业结构效应、劳动要素配置效应和集聚效应是土地资源错配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机制。进一步分析发现,土地资源错配不仅挤占本地城市的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也可能进一步加剧城市间的收入分配不平衡,对地方政府实施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则有助于缓解土地资源错配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负面影响。异质性分析显示,土地资源错配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抑制效应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东部地区和Ⅱ型及以上大城市中更为明显。研究结论可为推动城市建设用地优化配置、提升劳动收入份额、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提供政策启示。

在“双碳”目标约束下,如何通过创新驱动实现经济与生态协同发展已成为关键议题。运用反射迭代法构建城市经济复杂度指标,系统考察经济复杂度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经济复杂度的提升显著促进城市经济绿色发展,且边际效应随复杂度的提高呈递增趋势,该结论在运用工具变量法、排除政策干扰及多维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经济复杂度的绿色效应源自城市创新能力的结构性升级,具体通过“创新投入增加—产出绿色化—价值深化—效率提升”四维路径传导,且作用强度呈非线性递增趋势。异质性分析显示,行业复杂度提升的绿色边际效应呈非对称性,经济复杂度的绿色提升作用在风险投资多、资源禀赋高、创新创业政策密集型城市中更为明显。基于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建议,以期为优化城市创新生态系统、破解绿色转型中的路径依赖问题、推进“双碳”目标下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与政策依据。

企业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体,其是否履行社会责任对实现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具有重要影响。基于2011—2022年我国248个地级市和上市企业的面板匹配数据,探究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潜在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促进了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这一结果具有统计显著性和经济显著性。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推动城市绿色技术创新和形成健全的劳动力市场,从而显著促进了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政企价值共创能够有力拓展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促进边界和效能幅度,为妥善化解经济、环境及社会系统的权衡困境提供思路。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因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意愿、产权性质和管理者特质等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如果企业的媒体关注度及所处城市的市场化水平更高,则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据此,从完善企业治理、加强政企协同、重视外部环境因素和统筹市场协调发展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基于外部性理论,以SARS疫情、国际金融危机和中美贸易摩擦为冲击事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对2000—2023年我国25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技术多样化能显著提升城市经济韧性,且在遭遇冲击时提升效果更为明显。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优化是技术多样化提升城市经济韧性的主要作用机制,市场规模与信息网络发展能增强这种提升作用。拓展分析表明,在高新技术领域和中高技术领域,技术多样化结构有利于提升城市经济韧性,专业化结构的作用在传统技术领域更为有效。东部、中部地区以及大城市、特大和超大城市更适合多样化结构,西部地区以及中小城市更适合专业化技术结构。技术多样化对城市经济韧性的提升作用存在门槛效应。研究结论可为城市因地制宜制定技术发展策略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依据。

基于边际减排成本视角,在数据包络分析框架下,利用对偶理论对2011—2022年我国275个城市的减污降碳协同潜力进行实证考察,并借助空间Markov链、Dagum基尼系数及QAP方法,探究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演进规律、区域差异及驱动机制。研究发现,减污降碳协同治理能够同时降低大气污染和二氧化碳的边际减排成本,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在不同地区和城市间存在“减污受阻、降碳滞后”的协同现象。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发展趋势较为稳定,存在“等级锁定”和空间俱乐部收敛现象。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空间差异特征明显,呈现“中心引领—边缘追赶”的“凸”型区际格局,超变密度和区域间差异是非均衡性持续增强的主要原因。缩小地区降碳效应差异是推动减污降碳区域协调发展的根本动力,产业结构、对外开放、人口密度和经济发展等外部差异对协同效应差异的正向影响依次减小,各驱动因素的作用强度和方向均存在地区异质性。

基于对网红城市涌现及全域旅游推进对景区价值挑战的识别,以我国51个西部城市为例,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分析城市和景区要素的混合动力结构。结果表明:当前西部城市景区组合度欠佳,难以拉动城市旅游发展,城市和景区要素的混合结构是推动形成西部城市—景区联合效应的动力源,且城市多功能聚合有利于联合效应的提升。城市服务功能联合“景区赋存”“联通+景区赋存”“环境+联通+景区赋存”“环境+景区空间分布”“环境+联通+景区空间分布”“环境+景区赋存”均可形成较高的城市—景区联合效应,且伴随前因条件增加机率上升。城市功能优势可主导城市—景区联合效应形成,完善城市服务功能和优化景区组合是推进西部城市旅游发展的关键指标。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对2005—2021年全国工商登记注册数据进行分析,考察创新型产业集群政策对城市高科技行业和非高科技行业新企业进入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创新型产业集群政策显著促进了高科技行业与非高科技行业新企业进入。机制分析表明,该政策通过降低制度性进入成本以及创新性和一般性要素进入成本推动高科技行业新企业进入,也通过降低一般性要素进入成本对非高科技行业新企业进入产生正向带动效应。异质性分析显示,政策效果在高新技术产业基础较强和营商环境较优的地区更为显著,凸显了政策效果对要素禀赋与制度环境的依赖性。基于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建议,以期为促进创新政策在多样化经济体中的均衡发展、释放最大化效益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借鉴。

基层治理创新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增强基层治理创新的可持续性已成为基层治理研究的核心议题。基于注意力分配理论,构建“注意力驱动—社会参与—资源支持”分析框架,以民政部2021年度全国基层治理创新典型案例为样本,采用fsQCA方法实证分析基层治理创新可持续性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官员注意力和民众支持度是基层治理创新可持续性的核心条件。任一条件均无法单独构成基层治理创新可持续性的必要条件,各因素需协同联动才能有效推动可持续创新。基层治理创新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包括党建引领型、政社合作型、资源支持型,并在多因素联动下推动可持续创新。“注意力驱动—社会参与—资源支持”三元动态耦合机制是创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机制。推动基层治理创新的可持续性发展,应构建“注意力延续”的长效机制,持续加强党建引领,激发社会参与的内源性动力,筑牢基层创新资源基础,夯实三元动态耦合机制。

基于2007—2023年中国27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工具变量法分析用地价格、结构和供给方式三个维度的工业用地要素错配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机制,并对财政支出的优化作用进行探讨。研究发现:城市工业用地价格错配和供给方式错配会抑制企业创新,而结构错配则对企业创新产生正向影响。政府财政支出的优化作用分析显示,在工业用地价格错配的情况下,财政支出对企业创新产生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基于此,应进一步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角色与边界,动态优化土地价格和调整土地供应结构,并充分考虑地区差异,提升城市工业用地资源配置效率,优化公共财政支出结构,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

生产性服务业是壮大实体经济的重要支撑,可赋能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多城市生产—消费模型,基于宏观层面城市数据和微观企业数据,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考察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影响效应及其渠道。研究发现,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显著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这一结论在排除其他竞争性解释、缓解内生性问题、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通过中间服务供给规模效应、高级人才蓄水池效应、知识和技术溢出效应来推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带来的效率提升主要体现在国家级城市群、工业和国有控股企业。基于研究结论提出提升经济发展效率的政策建议。

实施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既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举措,亦是现阶段国家发展的重要任务。回溯发展历程,自近代以来,我国的城镇化先后经历了以工农合力为主体的革命型城镇化、以劳动力要素为导向的生产型城镇化、以经济建设为驱动的快速城镇化及以生活需要为尺度的治理型城镇化等历史阶段。当前,新型城镇化机遇与挑战并存,仍面临城镇化与社会转型多重主体特征叠加、人口在“四化同步”推进中出现空间分离,以及应激式政策导向下观念动员相对滞后等现实问题。为有效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亟须在主体维度上充分发挥党的全面领导的制度优势与组织优势,在价值理念上坚守人民城市在战略中的本质属性及核心地位,在实践路径上积极探索中国式城镇化建设的模式创新与话语自主。

鉴于当前地域分工实践已转向依托产业链供应链的新型分工形式,相关研究仍侧重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差异度量,制约了城际分工政策的优化更新。以我国12个城市群为研究单元,结合2009—2022年上市公司供应链数据,从上下游联系视角揭示了城市群功能分工格局,实证检验了功能分工模式对城市群经济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非集中化的上下游分工模式有助于城市群经济绩效的提升,其作用机制在于多元化城市参与分工所带来的供应链生产要素配置的优化和上下游市场互借规模的扩大。相关多样化在功能分工影响城市群经济绩效的过程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相同产业门类的上下游企业联系增强了非集中化分工模式的经济绩效。城市群经济基础和一体化水平是影响分工绩效的重要因素,非集中化分工模式对沿海城市群和优化提升型城市群经济绩效的促进作用分别大于内陆城市群和发展壮大型城市群。研究结论有助于丰富功能分工在联系维度的理论内涵,并为城市群区域一体化提供政策启示。

基于长三角城市群创新集聚特征,使用2003—2022年上市公司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利前向引用数据,构造中心城市创新功能指标,分析城市群中心城市创新功能提升对外围城市经济增长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长三角城市群创新集聚趋势增强,呈现出明显的中心—外围空间格局。城市群中心城市创新功能提升显著抑制了外围城市经济增长,且这一影响在400千米范围内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当超过这一范围时则转变为正向促进作用。作为国家中心城市,上海市创新升级的负向影响效应更强。机制分析表明,降低技术创新水平、抑制产业转型升级是城市群中心城市功能提升影响外围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机制。进一步分析表明,发挥人才集聚优势、提高产学研合作水平,有利于缓解中心城市对外围城市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

利用新开通地铁线路设置准自然实验,根据2007—2020年北京市16571个均质的1平方公里地理单元的夜间灯光数据、土地交易数据、新增工商注册企业选址数据、工业企业数据以及人口分布数据,尝试从微观视角考察地铁线路对城市边界与空间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每增加一个地铁站点,能使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大2.741平方公里。随着地铁线路的增加,城市去中心化和分散化趋势趋于明显,北京逐步从“单中心城市”转变为“多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工业企业的差异化选址行为是导致北京城市结构演变的重要机制。新增地铁线路通过抬高地铁周边地价促成生产性服务业向中心区集聚,工业企业转至外围区,由此带来的职住分离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在新居住中心周围再次集聚,从而形成多中心的结构变化趋势。基于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建议,以期为北京进一步利用地铁线路优化空间结构和有效拓展城市边界提供经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