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存量时代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城市更新在培育与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发挥着关键支撑作用。基于2015—2024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立足资源重置效应视角，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城市更新政策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城市更新能够显著提升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且技术创新、数字化水平提升与劳动生产率跃升是城市更新通过资源重置驱动企业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要路径。城市更新的赋能作用具有明显的资源禀赋依赖特征，在政府财政实力较强地区、东部地区以及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中，城市更新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促进效应更为凸显。基于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建议，以期为推动城市更新治理转型、实现要素均衡配置及促进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证据和决策参考。

基于技术可供性理论，构建“情境触发—主体行动—功能反馈”的分析框架，以H市B镇从“一码专用”到“一码通用”的实践为案例，揭示城市基层治理中数字技术应用深化的实践表现、生成逻辑与潜在风险。研究发现，伴随城市基层治理中的数字技术应用深化，数字技术在基层治理中的治理定位、治理范围以及治理模式发生转变。城市基层治理中数字技术应用深化的生成逻辑包括情境跃迁与需求塑造下的动力触发机制、主体能动与方案细化下的行动因应机制，以及功能输出与技术供应下的结果反馈机制。值得注意的是，城市基层治理中的数字技术应用深化存在治理场景不兼容、技术过度支配及主体价值消解等潜在风险。研究结论有助于增进关于城市基层治理中技术应用状态的理解，促进对技术次生悬浮的关注。

以国家超算中心的设立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5—2023年我国280个地级市数据，采用多期DID与QCA方法探讨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提升了城市创业活跃度，该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且这种作用在高市场潜力城市、中西部地区、资源错配高的城市更为明显。机制检验发现，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通过创新供需赋能效应、治理优化效应和人力要素重组效应系统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从组态视角看，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赋能城市创业活跃度存在技术—金融双驱型、人才—生态内生型、要素—治理协同型三条路径。研究结论可为布局算力基础设施、激活城市创业活力提供理论解释与实证依据。

以武汉市B社区“微邻里”平台为案例，揭示超大城市社区“技治悬浮”的实践样态及形成机理。研究发现，超大城市社区“技治悬浮”的具体表征为主体能力内卷、参与壁垒固化、数据资源悬置与公共价值遮蔽等，其形成源于技术属性与超大城市社区治理情景的非适配性张力，即技术化约属性与“超异质性”治理需求的矛盾、技术事本主义与“超复杂化”治理结构的脱嵌、技术刚性约束与“超动态化”治理场景的张力以及技术工具理性与“以人民为中心”治理理念之间的偏差。据此，从治理主体能力、居民参与结构、数据资源场景与数治价值理念维度提出“技治适配”的矫治策略。研究有助于深化“技治悬浮”现象的成因认知，为推动超大城市数字治理提质增效提供借鉴。

为揭示数字营商环境影响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内在机制，基于2013—2022年我国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优化数字营商环境可显著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主要通过促进区域创新、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和缓解融资约束发挥作用，并通过人力资源和教育资源禀赋强化这一影响。数字营商环境优化对创业的促进效应存在边际递减特征，且与传统营商环境之间存在互补关系。在创新驱动、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和融资约束缓解等关键机制上，数字营商环境展现出明显的比较优势。基于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建议，以期丰富数字营商环境与创业关系认知的理论视角，为提升区域创业活力与制度创新提供决策参考。

共识凝聚是影响老旧小区改造成效与社区可持续治理的关键变量。运用扎根理论方法，对北京市12个典型社区的深度访谈资料、政策文本及社区内部文档进行编码分析。研究发现，共识凝聚始于受损者心理排斥、信任赤字、规则效能孱弱的结构性困局，经由情感关系重塑与组织资源支撑形成基础架构，通过深度协商整合多元利益诉求，催生出制度化的改造成果。该成果依托信任建构机制，实现从人际信任到制度信任的跃迁。研究揭示利益相关方历经冲突、调适、协商与整合，最终达成共识的演进过程，为城市更新中的社区治理研究提供新分析框架。

社区违建治理关系到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质量与水平。基于多重制度逻辑分析框架，分析四川省Y市H社区违建现象的生成逻辑及其治理困境。研究发现，在社区违建治理中，政府遵从行政—科层逻辑，开发商遵从市场—资本逻辑，违建业主遵从个体—理性逻辑，维权业主遵从社群—公约逻辑，物业公司遵从中介—经营逻辑，且五种逻辑之间存在张力。社区违建现象的发生是市场—资本逻辑、行政—科层逻辑、个体—理性逻辑相互作用的结果，反映了在城镇化快速发展背景下个体利益扩张与公共秩序维护之间的深层矛盾。社区违建治理困境的根源在于同一治理场域内多重制度逻辑的结构性不兼容，各主体之间利益诉求的差异导致违建治理面临僵局。基于此，社区违建治理的关键在于推进协同治理，通过构建权威在场的协商平台划定规则边界，优化利益相容的执行体系，以化解逻辑冲突，实现法理与情理融合的监督闭环。

新能源政策是安全、有序推进城市化石能源消费减量替代的制度性保障，而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则为破解城市化石能源消费难题提供了重要支撑。将规模减量、强度增效与结构替代纳入统一框架，基于2006—2024年我国27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系统评估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影响城市化石能源消费的多维效应与机制。研究发现，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能够有效减控试点城市化石能源消费水平与强度，促进试点城市化石能源消费替代。进一步分析表明，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能够通过强化绿色技术创新、环境规制约束和金融服务支撑等抑制化石能源消费，而资源禀赋、工业属性以及数字设施建设的不同特征会导致政策影响呈现差异化效果。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与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的双试点联动，能够发挥协同减控化石能源消费的积极作用。研究结论可为依托政策试点模式推动城市能源结构绿色转型、破解化石能源消费困境提供理论支撑与政策启示。

在城市发展转向存量提质阶段的背景下，优化“三生”空间规模结构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命题。构建“生态规模约束—功能比例适配—内部结构协同”的理论分析框架，基于多源数据揭示中国城市空间结构的深层矛盾。研究表明，当前，中国城市“三生”空间的主要矛盾已从总量规模短缺转向结构性比例失调，生态空间虽守住规模管控底线，但整体质量仍然偏低，建设空间在宏观层面表现为保障支撑比例失衡与产居结构分化、在微观层面陷入内部结构扭曲与服务供需脱节的困境。据此提出“锁定规模边界—纠偏宏观比例—重构内部结构”的递进式优化范式，并从精准治理视角指出，应加快关键结构指标的关系研究，构建标准制定与量化支撑体系，从而为推动城市空间治理从经验判断向精准量化转型提供科学依据。

基层治理智能化是提升治理效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路径，而技术赋能失衡催生的新型参与壁垒制约了多元共治与精准服务目标的实现。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对我国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根数据库”治理模式进行分析，构建需求驱动与技术嵌入协同的参与壁垒化解框架。研究发现，化解参与壁垒需坚持需求驱动的核心原则，需求驱动的实践机制遵循需求共识、需求共生、需求共增的递进逻辑。技术嵌入路径则依托敏捷响应、柔性治理、缓冲机制三大赋能机制协同发力。需求驱动为技术嵌入提供价值指引与资源基础，技术嵌入通过本土化适配等为需求满足提供实操路径。同时，存在需求驱动响应效能衰减和技术嵌入适配性失衡风险，需通过强化跨部门协同、提升基层需求转化能力、优化参与渠道、推动技术扎根实践等措施进行应对。

以2023年新一轮城中村改造先行区涉及的19个超大特大城市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目标—工具”适配性分析框架，从政策影响方式和干预环节维度对城中村改造政策体系的演进特征进行量化解析，并对现行政策工具与新阶段多维政策目标的适配关系进行评价。研究显示，城中村改造政策体系经历了地方探索、体系完善、高位统筹三个发展阶段，政策工具始终偏重环境型，并由聚焦中期实施向重视前期谋划转变。现有政策工具与多维政策目标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匹配错位问题，未来应推动形成以人本价值为导向、以管放结合为路径、以长效运营为支撑的城中村改造政策框架，以更好地实现新一轮城中村改造的复合目标。

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是我国在当前“卡脖子”外部环境下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的关键举措。利用地理距离与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构建市场可达性指标，基于2008—2023年我国28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考察市场可达性对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市场可达性促进了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市场可达性通过深化专业化分工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地区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水平。在北方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低地区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低地区，市场可达性的创新激励效应更加显著。优化产品出口通道、借助财政科教支出的赋能作用，有助于进一步发挥市场可达性对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积极影响。环境污染不利于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阻碍市场可达性对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基于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建议，以期为市场可达性促进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提供理论解释，为依托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充分释放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提升创新效率提供学理依据与实践支撑。

数字经济网络构建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注入了新动能，已成为畅通国内经济循环的关键支撑。利用2011—2020年城市层面数据，基于网络度中心度的研究视角系统考察城市在数字经济网络中的位置特征对其区域市场潜力的影响，结果表明，提升城市数字经济网络的度中心度对区域市场潜力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这一促进作用主要通过强化市场一体化效应与技术溢出效应来实现。同时，该效应在地域分布与城市类型间并未呈现显著的梯度差异，表现出较强的普适性特征。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为优化城市网络位势、协同释放国内市场潜力以及加快数字强国建设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都市圈高质量发展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构成维度。将都市圈高质量发展划分为交通一体化、科技协同创新、产业提质增效、公共服务均衡和环境污染治理五个维度,构建都市圈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多维测度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对2013—2023年我国21个国家级都市圈的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实证测度。研究结果显示,都市圈高质量发展指数持续上升,整体趋势向好,但发展格局呈现显著梯次分化。各区域的都市圈发展水平不平衡,总体呈现“东部持续领跑、西部加速追赶、中部稳健前行、东北发展滞后”的空间格局。都市圈各维度发展水平不均衡,且各维度内部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基于研究结论提出提升我国都市圈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政策建议,以期为制定差异化的发展政策提供精准支撑。

以特高压工程建设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006－2023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考察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能源错配的影响。研究发现，特高压工程建设改善了城市能源错配。机制分析表明，特高压工程建设通过降低能源空间流动成本、促进产业集聚和强化区域协同发展三条路径改善能源错配。在空间溢出方面，改善效应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特征，溢出边界约300千米。异质性分析发现，改善效应主要体现在东中部地区及能源错配类型集聚的城市。在西部地区，由于产业锁定与跨区域补偿机制缺失，特高压工程建设反而加剧了能源不足地区的错配问题。据此提出精准优化特高压工程空间布局、创新跨区域制度设计、强化区域赋能、分类推进特高压工程建设与区域能源配置优化协同发展的政策建议。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基于2019—2023年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成本和收益数据，对“十五五”期末，即2030年，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财政成本和收益进行预测，并就七个超大城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对常住地政府财政的影响进行评估。结果表明，超大城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给常住地政府带来了财政净收益，且农业转移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越高，其对常住地的税收贡献越大。同时，农业转移人口对促进常住地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起到重要作用。此外，随着基本公共服务对农业转移人口覆盖面的扩大，常住地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财政成本会迅速攀升，但其达到一定水平后会逐步下降，常住地获得的市民化财政净收益也将随之逐步提升。据此提出政策建议，为地方政府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落实常住地登记户口供给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提供决策参考。

优化海洋产业空间布局是驱动沿海城市绿色转型的核心议题。基于微观涉海企业地理信息，利用核密度估计精确测度2010—2023年我国51个沿海城市的海洋产业空间集聚度，并构建兼顾陆海双重维度的绿色经济效率指标，实证检验二者的非线性关系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海洋产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呈倒“U”型影响，且存在显著的产业异质性，第二产业拐点较早，第三产业可持续阈值更高，而第一产业效应不显著。机制分析表明，规模效应、蓝色技术效应和空间配置效应是重要的传导路径，但三者在不同产业间呈现出明显的分化特征。调节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政府海洋经济政策注意力强化了集聚后期的边际递减效应，使倒“U”型曲线更陡峭，而数字经济发展则通过缓解拥挤成本使倒“U”型曲线趋于平缓。这一研究有助于为突破陆域集聚理论局限、制定差异化的海洋空间治理政策提供微观经验依据与决策参考。

通过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座超大城市15位青年“周末情侣”的半结构式访谈和扎根理论编码,考察超大城市时空约束对同城亲密关系的重组机制,发现该关系模式并非情感投入的弱化,而是住房成本、职住分离、跨区通勤、长工时劳动与职业流动等风险叠加下的适应性安排。超大城市放大了空间、时间与情绪的不确定性,从而推动同城恋爱表现出“工作日半异地化、周末集中补偿化”的特征。青年群体通过工作日“离身在场”、周末“具身补偿”、信任管理与冲突延宕来维持关系的连续性,并在保留私人空间、共同生活延宕和低绑定安排中能动妥协。研究表明,青年群体的婚恋困境不能简单归因于观念变化,而应结合居住成本、劳动节奏、职住结构和城市生活支持等条件进行理解。

伴随外部不确定性冲击与内部发展的多重压力,增强我国城市经济韧性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与转型的着力点,也构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采用2012—2023年我国27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借助双重机器学习模型系统识别绿色金融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显著促进了城市经济韧性的提升,该结论在多重稳健性检验及内生性处理后依旧成立。绿色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生态化构成绿色金融增强城市经济韧性的核心传导渠道。异质性分析显示,该提升效应在非资源型城市、中心城市及政府干预程度强的城市更为显著。为此,应系统性地推进绿色金融发展,畅通绿色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生态化的传导渠道,并依据城市异质性实施差异化策略,以有效提升城市经济韧性。

基于2010—2024年我国城市层面数据,构建金融开放综合指数与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考察金融开放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开放显著促进了新质生产力发展。将金融开放指数分解后发现,资本流动强度和金融业开放均能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但后者的促进效果更加强劲。在作用机制方面,从资源配置视角看,金融开放有助于推动市场一体化,提升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从而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从创新驱动视角看,金融开放能够通过激发城市创新活力、助力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实现新质生产力跃迁。异质性分析显示,金融开放对新质生产力的驱动效应在金融监管较强和法治建设水平较高的区域更为显著。在人力资本水平较高、数据要素市场健全和工业机器人应用深入的城市,金融开放对新质生产力的提升作用更为突出。研究结论可为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及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城市创新空间不均衡格局已成为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瓶颈,传统的单一分析视角难以充分识别数字经济时代城市创新发展的驱动力量。基于2011—2023年我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探究数字经济与公共服务对城市创新的联动作用。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与公共服务形成双向互补的良性机制,共同促进城市创新。分维度看,医疗、教育与交通基础设施三类公共服务兼具直接促进创新与协同放大效应,且该效应存在显著的区位与行政级别差异。东部、中部地区数字经济与医疗服务协同性显著,西部地区依托医疗、交通基础设施双路径协同赋能创新。省会、直辖市数字经济与交通基础设施协同效应显著,非省会地级市则主要依靠数字经济与医疗、教育服务协同助力创新能力提升。公共服务对数字经济的创新赋能效应存在差异化门槛约束,医疗与交通基础设施服务表现为双门槛特征,数字经济的创新赋能效应随此类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提升呈递减态势。教育服务未呈现显著的门槛效应,对数字经济创新赋能效应的约束作用较弱。据此提出政策建议,为破解区域创新不均衡、实施差异化创新扶持政策、推动优质资源跨区域共享等提供决策参考。

在“双碳”目标约束和城镇化持续推进的背景下,建设用地扩张对城市生态系统的影响正由碳汇规模变化进一步延伸至碳汇功能的维持、恢复与稳定运行。基于2012—2023年我国地级市面板数据,利用植被净初级生产力构建城市碳汇韧性指标,并从抵抗力、恢复力和稳定性三个维度展开测度,在此基础上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察建设用地扩张对城市碳汇韧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建设用地扩张显著削弱了城市碳汇韧性,对其抵抗力、恢复力和稳定性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对恢复力的负向影响最大。机制检验表明,生态空间挤压、道路渗透加深与热暴露强化是建设用地扩张削弱城市碳汇韧性的主要传导路径。建设用地扩张对城市碳汇韧性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在低扩张阶段,其边际损害更大。进一步的分区分析结果表明,低扩张并不必然对应高韧性,高扩张—低韧性城市是需要优先干预的高风险类型。研究结论拓展了城市开发生态效应的研究视角,有助于为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城市更新与韧性治理提供经验证据。

基于长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和603份府际合作协议,构建“功能表现—治理支撑”两层五维城市韧性评价体系,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府际协作可以显著提升城市韧性,并推动城市接近当年标杆水平。网络中心性有助于提高城市韧性水平,缩小标杆差距。数字基础设施既强化了协作的追赶效应,也放大中心位置的结构收益,其效能取决于技术条件与协作网络的嵌入适配。在三大城市群中,长三角城市群“高强度—低集中”的多中心网络适配度较高,韧性效应更明显。城市群韧性治理应统筹协作强度、网络结构和数字基础设施布局,促进协作收益的有效转化与相对均衡分布。

在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政府间协作是提升城市环境治理绩效的关键,现有研究对协作行为与纵向“压力型体制”的互动机制探讨不足。基于2013–2023年长三角4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从协商、协作承诺和联合执行三个维度构建政府间协作行为强度指标,实证检验其对城市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并重点考察绩效压力的调节效应及其异质性。研究发现,政府间协作行为整体上显著提升了城市环境治理绩效。绩效压力正向调节上述关系,表明绩效压力强化了协作行为的工具性价值。调节效应存在显著的情境依赖性,其仅在绩效排名靠后的城市中显著存在,在排名领先的城市中则不显著。这表明,压力驱动协作模式主要适用于“追赶型”城市。研究结论对于建立分类精准的协作治理策略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我国自2010年启动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以来,持续探索城市低碳转型路径,为各城市提供了示范案例。为考察评估试点城市低碳转型的实际成效,在综合评估试点政策的基础上,采用机器学习方法构建试点城市碳排放模型,尝试还原各试点城市的目标排放轨迹,并将其与城市实际碳减排成效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低碳试点城市在碳排放强度和碳排放总量控制方面的实际表现总体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仅有4个试点城市实现碳排放总量如期达峰,另有5个试点城市的实际碳排放峰值已超过规划峰值。试点城市实际碳减排效果与规划目标之间普遍存在差距,可能使碳排放峰值较规划目标值增加约16%,并延后达峰时间,加大下一阶段全国城市低碳转型的压力。这一差距可能源于经济增长与低碳转型之间的矛盾以及吉登斯悖论的强化。未来可通过刚性约束碳排放量、将碳减排目标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建立碳排放轨迹动态预警机制、差异化调整减排政策重点等方式,推动试点城市实际减排成效向规划目标收敛,降低碳达峰进程的不确定性。

基于2016—2024年我国上市公司在北京发布的招聘岗位面板数据,分析上市公司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水平对北京地区招聘岗位数量的影响。研究表明,人工智能水平的提升显著增加了企业在北京地区的招聘数量。机制检验表明,人工智能发展通过规模扩张和新任务创造两个途径显著促进了企业在北京地区招聘数量的增长。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人工智能发展水平对北京地区招聘数量的促进作用在制造业企业、注册地位于东部地区的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人工智能发展显著提高了员工的平均薪酬水平,但未对企业内部薪酬差异产生显著影响。据此提出加强国家人工智能人才战略部署、实施差异化产业智能化发展策略等建议,为探讨人工智能助力高质量就业的实现模式、发挥北京示范引领作用提供参考。

城市间跨国交往日益频繁,国际交往功能逐渐成为衡量城市国际化水平与全球影响力的重要维度。继世界城市、全球城市等理论范式之后,国际交往中心城市作为一种以综合性交往能力为核心特征的城市发展类型,尚缺乏系统的概念界定与理论阐释。在梳理世界城市、全球城市及国际城市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构建国际交往中心城市的分析框架,从概念内涵、功能机制与类型特征等方面对其进行系统论证,并以北京为核心案例,分析其国际交往中心建设的形成机制与实践路径。研究认为,国际交往中心城市强调城市在全球交往网络中的枢纽地位,其核心在于多维度交往能力的综合集成。北京国际交往中心建设体现了以国家战略引导、重大事件驱动与空间载体支撑相结合的发展模式,为理解中国超大城市参与全球交往体系提供了重要借鉴。

我国城市发展已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步入存量空间提质增效的发展新常态。国外城市更新研究起步较早,系统梳理其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基于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运用CiteSpace对2000—2025年间发表的1528篇国外城市更新文献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在“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分析视角下,相关研究呈现出对物质改善与人的发展协同促进的核心关切,形成建成环境更新的技术与生态转向、住房更新的制度调适与居住保障、城市更新的金融化与政治经济逻辑、文化导向型更新、健康福祉效应、绅士化与空间正义六类主题。未来研究应加强跨议题整合、因果机制分析与制度比较,并需结合我国的制度特征有条件地借鉴国外经验,以促进空间改善与居民福祉的协同提升。

基于2011—2024年我国28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政府建设对本地及邻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本地效应、空间效应、推拉机制及其转化条件。研究发现,数字政府建设可显著提升本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对邻地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且推力机制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空间溢出效应随地理距离的增加呈现出显著的距离衰减规律,有效溢出边界约为400千米。机制检验表明,经济发展差距对空间溢出呈现单调正向线性调节作用,数字化差距呈现倒“U”型调节趋向。异质性分析显示,东部地区总效应为正值,中西部地区总效应均为负值。基于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建议,以期为优化区域协同治理策略、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理论支持与政策参考。

为揭示城市碳脱钩的多重实现路径及其跨期演化规律,以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为观测样本,对其“十一五”至“十四五”时期出台的27份多层级低碳政策文本进行分析,自下而上提炼出产业结构调整、科技创新能力、能源结构清洁化、外资开放程度与数字化水平五个组态分析的前因条件,进而运用必要条件分析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识别碳脱钩的条件组合,并借助准面板数据追踪路径的跨期迁移特征。研究发现,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的碳脱钩不依赖任何单一条件,而是由结构禀赋、开放技术溢出与内生协同转型三类构型经多条等效路径实现,制造业锁定与增长锁定是导致脱钩失败的两类独立机制。在路径迁移中,能源结构清洁化是最主要的触发条件,外资的作用方向随本地产业结构与技术吸收能力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据此提出政策建议,即城市碳治理宜由一体化目标转向差异化路径,按城市所处构型与锁定类型分类施策,以能源结构清洁化作为推动路径升级的优先抓手。

构建根植于本地产业体系的数字产业集群,是依托空间集聚优势对冲外部不确定性、提升经济韧性的重要支撑。基于2001—2024年我国285个地级市数据,以数字产业集群试点构建准自然实验,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探讨数字产业集群政策对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产业集群政策通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效应、知识溢出效应和数字技术创新效应提升经济韧性。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产业集群政策促进了多样化集聚地区和东部地区的经济韧性提升,且对设立国家级高新区的城市经济韧性提升作用更大。进一步分析表明,试点地区对周边城市经济韧性的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100千米以内的范围。研究结论有助于全面评价大规模产业集群所构建的本地化产业体系的经济效应,同时可为依托产业集群建设提升经济韧性提供政策参考。

增强沿海城市台风灾害韧性是支撑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基于2011—2023年我国55个沿海城市面板数据,采用OLS、Logit、RF与XGBoost等方法,考察数智化对沿海城市台风灾害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数智化能显著提升沿海城市台风灾害韧性,该结论经内生性处理与多项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包容性绿色增长可强化韧性提升效应,要素市场错配程度更高的城市存在更大提升空间。异质性分析显示,数智化对沿海城市台风灾害韧性趋势增强型、角色属于枢纽型、数智化—韧性耦合成熟型城市的提升效应更为突出,北方沿海城市的提升效应强于南方沿海城市。此外,数智化对韧性网络度中心性的影响不显著,其中可能同时涉及“区域协同强化”与“本地自立增强”两种作用。为此,应着力推进数智化防灾建设,促进其与绿色包容发展、要素配置优化相结合,并持续关注数智化对区域韧性协同治理的潜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