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运用动态QCA方法,探讨现代海洋城市建设机制与分析框架,并对其建设阶段与建设路径进行分析识别。研究发现,在现代海洋城市建设行动者网络中,政府处于核心协调地位,通过设置阶段性强制通行点,明确行动者共同目标,并依托利益赋予、征召动员等转译机制,推动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等人类行动者与港口、海洋环境等非人类行动者形成动态联动的有机网络,建设进程普遍呈现以特定目标为导向的多阶段演进特征。动态QCA分析识别出两条具有普适性的高水平建设路径:路径1为“经济与财政—科技与教育—国际合作”模式,路径2为“海洋产业—科技与教育—环境缺失”模式。其中,科技与教育是两条路径的共同必要条件,经济与财政、国际合作、海洋产业则构成差异化支撑要素。不同禀赋城市呈现清晰的路径适配规律:上海、天津、广州、深圳等经济国际化导向型城市,因其经济基础与开放优势,主要依托路径1构成主流发展模式;青岛、福州、大连等海洋产业基础较强的城市,高水平建设初期多依托路径2达成建设目标。

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力量,数字经济正在深刻改变传统经济结构与社会发展方式,不仅推动了经济高质量增长,也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新路径和新动能。运用双重差分法,基于2011—2021年我国286个城市的平衡面板数据,系统考察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因果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是推进共同富裕必不可少的动力引擎,具有基础性、结构性和战略性的重要影响与作用,但数字鸿沟与平台垄断风险等需引起高度关注。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对策建议:数字基础设施下沉有助于推动区域均衡发展,助力东中西部共享发展成果;数字经济的“包容性增长”特征有助于缓解收入差距;需加强制度建设,提升数字治理能力;应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

基层治理创新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增强基层治理创新的可持续性已成为基层治理研究的核心议题。基于注意力分配理论,构建“注意力驱动—社会参与—资源支持”分析框架,以民政部2021年度全国基层治理创新典型案例为样本,采用fsQCA方法实证分析基层治理创新可持续性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官员注意力和民众支持度是基层治理创新可持续性的核心条件。任一条件均无法单独构成基层治理创新可持续性的必要条件,各因素需协同联动才能有效推动可持续创新。基层治理创新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包括党建引领型、政社合作型、资源支持型,并在多因素联动下推动可持续创新。“注意力驱动—社会参与—资源支持”三元动态耦合机制是创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机制。推动基层治理创新的可持续性发展,应构建“注意力延续”的长效机制,持续加强党建引领,激发社会参与的内源性动力,筑牢基层创新资源基础,夯实三元动态耦合机制。

基于外部性理论,以SARS疫情、国际金融危机和中美贸易摩擦为冲击事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对2000—2023年我国25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技术多样化能显著提升城市经济韧性,且在遭遇冲击时提升效果更为明显。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优化是技术多样化提升城市经济韧性的主要作用机制,市场规模与信息网络发展能增强这种提升作用。拓展分析表明,在高新技术领域和中高技术领域,技术多样化结构有利于提升城市经济韧性,专业化结构的作用在传统技术领域更为有效。东部、中部地区以及大城市、特大和超大城市更适合多样化结构,西部地区以及中小城市更适合专业化技术结构。技术多样化对城市经济韧性的提升作用存在门槛效应。研究结论可为城市因地制宜制定技术发展策略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依据。

基于超大城市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的政策趋势与现实需要,在复杂适应系统理论(CAS)视域下,聚焦超大城市灾害韧性的生成机制及治理实践,运用“自我建构—自我评估—自我优化”三阶段框架,分析城市适应性主体灾害应对机制的生成过程。研究发现,超大城市是由巨量城市适应性主体聚集而成的复杂系统,其灾害韧性源于微观城市主体灾害应对规则的持续优化与整体涌现。当前,超大城市治理模式面临乘数效应放大风险、宏观规划忽视基层能动性以及侧重“硬韧性”轻视“软韧性”等困境,有必要加快推动以适应性主体为中心的治理转向,提高超大城市灾害韧性治理综合效能。基于研究结论,从观念转向、制度转向、技术转向三个方面提出激发微观主体的能动作用、形成动态演化的制度设计、构建多层级—多主体联动体系等对策建议,以期为超大城市灾害韧性治理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践支撑。

基于边际减排成本视角,在数据包络分析框架下,利用对偶理论对2011—2022年我国275个城市的减污降碳协同潜力进行实证考察,并借助空间Markov链、Dagum基尼系数及QAP方法,探究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演进规律、区域差异及驱动机制。研究发现,减污降碳协同治理能够同时降低大气污染和二氧化碳的边际减排成本,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在不同地区和城市间存在“减污受阻、降碳滞后”的协同现象。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发展趋势较为稳定,存在“等级锁定”和空间俱乐部收敛现象。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空间差异特征明显,呈现“中心引领—边缘追赶”的“凸”型区际格局,超变密度和区域间差异是非均衡性持续增强的主要原因。缩小地区降碳效应差异是推动减污降碳区域协调发展的根本动力,产业结构、对外开放、人口密度和经济发展等外部差异对协同效应差异的正向影响依次减小,各驱动因素的作用强度和方向均存在地区异质性。

鉴于当前地域分工实践已转向依托产业链供应链的新型分工形式,相关研究仍侧重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差异度量,制约了城际分工政策的优化更新。以我国12个城市群为研究单元,结合2009—2022年上市公司供应链数据,从上下游联系视角揭示了城市群功能分工格局,实证检验了功能分工模式对城市群经济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非集中化的上下游分工模式有助于城市群经济绩效的提升,其作用机制在于多元化城市参与分工所带来的供应链生产要素配置的优化和上下游市场互借规模的扩大。相关多样化在功能分工影响城市群经济绩效的过程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相同产业门类的上下游企业联系增强了非集中化分工模式的经济绩效。城市群经济基础和一体化水平是影响分工绩效的重要因素,非集中化分工模式对沿海城市群和优化提升型城市群经济绩效的促进作用分别大于内陆城市群和发展壮大型城市群。研究结论有助于丰富功能分工在联系维度的理论内涵,并为城市群区域一体化提供政策启示。

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构建结构—技术分析框架,以重庆市“141”基层智治体系为案例,从结构与技术组合视角探究数字技术赋能敏捷政府建设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141”基层智治体系通过三级数字化城市治理中心建设推进数字应用场景的层级差异化,基于执法资源下沉催生数字技术内生,凭借治理板块化形成机构数字化统合,依托一体化数字底座促进多跨协同。面向基层自适应性的数字技术与组织结构一体化为最佳组合形态。数字技术赋能敏捷政府建设的内在机理可概括为“结构引领式交互赋能”,即层级关系、权力、资源等结构化要素的下沉式重组可将外源性数字技术转化为内源性的结构化要素,并通过其贯通式组合推动组织适应性调适。研究结论凸显结构下沉式重构的基础性与目的性,可为深化超大城市敏捷政府建设提供启示,即一体化推进组织结构调适与数字技术应用需以结构调适为出发点与落脚点。

政策引导的产业空间再配置能够有效缓解供给侧资源约束,为内需持续增长提供结构性支撑,从而成为增强经济韧性的核心驱动力,形成“产业承接—内需激活—韧性提升”的良性互动机制。将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政策视作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10—2023年我国城市层面数据,运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评估该政策对城市经济韧性的作用效果。研究发现,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政策的实施能够显著提升城市经济韧性水平。机制分析显示,该政策通过促进居民消费、扩大企业投资并强化两者间的协同效应提升了城市经济韧性水平。异质性分析显示,产业承接的效果高度依赖承接城市的配套能力,基础设施、政策服务和产业生态配套水平越高的城市,该政策对城市经济韧性的提升作用越明显。据此提出以高质量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强化内需激活效应,持续提升城市经济韧性的对策建议。

基于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解析“五个转变”在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中的逻辑理路与实现机制。“五个转变”的逻辑理路包括三个方面:从“物本”到“人本”的范式逻辑体现治理范式的转型,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统一的理论逻辑展现治理理论的创新,问题导向与系统创新的实践逻辑推动治理体系的变革。在此基础上构建多维度实现机制,即着力构建民生需求响应机制,夯实“以人为本”的价值根基,依托空间治理提升集约高效水平,借助培育内生动力塑造特色发展优势,通过加大治理投入不断强化公共服务供给,依靠开展多元主体协同与区域合作释放统筹协调效能。

以我国26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综合测算2010—2022年我国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在产融合作试点政策的背景下,实证检验产融合作对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及传导机制,并进一步分析产融合作的异质性,考察产融合作赋能效果的差异。研究发现,产融合作有助于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产融合作从创新驱动、结构优化和就业提升三个方面赋能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赋能机制存在资源禀赋异质性、城市等级异质性和数字发展异质性,其中,产融合作对非资源型城市、发达城市和低数字发展水平型城市的赋能效果更为明显。基于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建议,为促进产融合作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现实借鉴。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政府数字治理成为创新公共治理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基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动理论中的生产关系优化调整视角,利用中国政府数字采购合同公告数据测算城市层面政府数字治理指标。同时,结合新质生产力特征,采用非径向、非角度的SBM模型构建新质生产力指标,使用2011—2022年城市面板数据探讨政府数字治理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数字治理能够显著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进一步研究发现,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城市创新发展等政策,有助于强化政府数字治理对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匹配度更高的城市中,政府数字治理对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为推进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提升政府经济社会治理效能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而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借鉴。

利用2014—2021年我国长三角地区209个县域面板数据,基于劳动力及资本两大要素配置效率的视角,系统探讨县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县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县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提高劳动力和资本要素配置效率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异质性分析表明,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远离城市建成区的市辖县,以及长三角城市群内的县域,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促进作用更强。进一步的空间效应分析表明,县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其不仅促进了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同时还促进邻近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加强县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驱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进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建议。

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和人口红利逐渐消退的背景下,我国出口产业面临劳动力成本优势减弱、外部冲击频繁、产业链安全风险加剧等多重挑战。基于2009—2023年我国25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从城市层面实证考察工业机器人渗透度对出口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能够通过劳动力灵活调整效应与产业链协同整合效应降低出口产业成本,重塑城市比较优势,从而增强出口韧性。异质性分析表明,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出口韧性的促进效应在内陆地区以及区域一体化水平较高的城市更为显著。非线性检验结果表明,工业机器人应用与出口韧性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适度的机器人渗透是实现其积极效应的关键。研究结论表明,工业机器人不仅是弥补劳动力比较优势衰退的重要工具,也是推动出口体系实现转型升级的关键动力。

公共数据开放作为推动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重要举措,为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带来了机遇。基于2010—2023年我国28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机器学习法分析公共数据开放对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影响效果,并进一步解析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公共数据开放显著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且该结论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检验。机制检验表明,公共数据开放通过优化政府注意力配置、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以及增强社会包容程度的作用机制来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异质性检验说明,在城市发展等级、互联网普及率与政府财政透明度较高的城市,公共数据开放对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促进效应更显著。研究结论对支持地方政府公共数据开放与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化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区域发展不均衡是中国长期的基本国情,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是党和国家的重要战略部署。以西部大开发战略为政策背景,将“东数西算”与“西电东送”“西气东输”工程进行比较分析,从要素流动特征、区域创新收敛、产业协同与绿色转型等维度分析“东数西算”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的独特优势,指出“东数西算”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数据要素负外部性、关键核心技术受限、体制机制障碍和资源约束等现实困境,并从加强数字监管治理、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打破市场分割、强化节能减排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我国城市精明收缩是在压缩型现代化与制度路径依赖双重约束下形成的特殊治理过程,其本质是通过减量提质推进内涵式发展,实现城市发展模式的战略性重构。针对西方城市精明收缩理论与我国情境的脱嵌,探索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城市精明收缩理论框架,从制度约束、治理结构与实施机制三个维度分析其本土困境,揭示“约束识别—优势激活—要素代谢—系统适配”的内在逻辑,构建“产业进阶—空间再生—治理转型”的实现路径,并针对结构失衡型、区域虹吸型、区位偏远型三类收缩城市具体案例进行分析比较。未来,我国城市收缩治理应突破“增长主义”的思维定式,完善精明收缩理论体系,制定适用于中国情境的管控体系与政策方案。

“无废城市”建设能够提高固体废物的资源化利用水平,是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2008—2023年我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以“无废城市”建设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无废城市”建设政策对城市碳排放“量降质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无废城市”建设政策对城市降低碳排放总量、提高碳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能够有效推动城市碳排放“量降质升”。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无废城市”建设政策的碳排放“量降质升”的促进效应在中西部地区、高等级城市以及非资源型城市表现得更加明显。机制检验表明,“无废城市”建设政策通过提高公众环保意识、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和能源使用效率促进城市碳排放的“量降质升”,数字普惠金融与政府债务水平分别在“无废城市”建设政策促进城市碳排放“量降质升”的过程中发挥正向与负向调节效应。拓展研究表明,“无废城市”建设政策对改善城市环境污染状况以及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具有显著的提升效应。研究结论能够为科学评估与优化“无废城市”建设政策提供支撑,为探索固体废物治理和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路径提供理论与实践依据。

对照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和《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的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的任务和要求,我国城市体系还存在若干不足,表现为:超大特大城市规模过大和辐射带动力不强;小城市规模小,受大城市虹吸明显;城市间专业化分工协作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公共服务与环境治理一体化任重道远;城际治理不协同成为现代化城市体系建设的制约瓶颈;城市体系空间组织不完善。城市体系优化方向应定位为促进城市之间的规模协调、功能互补、治理协同和空间高效。规模协调是基础,背后是功能互补,两者均以治理体制协同为前提,城市体系的高效运行还需要以运行有序的空间组织为支撑。在优化措施上,应多策并举,提高超大特大城市承载力;创新引领,增强大城市辐射带动能力;因地制宜,大力发展中小城市;深化功能,促进城市间专业化分工协作;治理创新,为现代城市体系建设提供体制保障;完善尺度,提高城市体系的资源空间配置效率。

跨界危机持续刺激区域之间开展应急合作。面对应急合作制度张力的局面,以典型区域——粤港澳大湾区应急合作的实践过程为案例蓝本,构建“结构—技术”分析框架,全面审视区域政府之间实现应急合作的有效逻辑进路。研究发现,协议保障机制、牵头协调机制、信息共享机制与预警联动机制构成粤港澳大湾区实现应急合作有效的关键机制。通过制定区域规划、签订专项合作协议等方式为应急合作提供合法性逻辑的制度化引领,通过召开联席会议、联防联控机制等方式牵头协调指挥地方间的整合化行动。数字技术在应急合作中的赋能效应体现在信息共享与预警联动,包括技术性逻辑的平台化流通与工具性逻辑的离散化协同。化解区域应急合作制度张力的关键在于结构与技术层面的“组合拳”。

建设绿色低碳美丽城市是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的七大重点任务之一。结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阐释建设绿色低碳美丽城市的时代价值、核心任务与实践路径。研究发现,推动城市绿色低碳转型是践行生态文明理念、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及增强城市韧性的重要举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其核心任务包括巩固生态环境治理成效、推动减污降碳扩绿协同增效、系统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等。为实现目标,需进一步强化规划引领,筑牢绿色低碳的顶层设计;坚持创新驱动,激发绿色转型的内生动力;完善政策体系,构建激励与约束并重的长效机制;加强统筹协调,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全民行动,形成共建美丽城市的强大合力。

数智技术赋能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日益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面向。采用扎根理论对民政部“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案例进行分析发现,数智技术赋能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是技术逻辑与治理逻辑动态交互、重构社区治理生态的过程。其中,数智技术赋能治理理念重塑、共同体意识培育与参与机制创新使社区治理主体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共建,破解了“谁来治”的难题。数智技术赋能治理结构适配、治理空间开放与权责关系理清,构建了“如何治”的制度框架。数智技术赋能社会资本激活、服务资源整合与数据要素融通,解决了“用何治”的资源配置问题。数智技术赋能服务需求精准识别、服务效能提升和矛盾协同化解,达成“为何治”的善治目标。研究发现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将社区治理主体视为技术被动接受者的传统叙事,为低联结、高流动性的现代城市社区实现社区治理共同体生态建构提供具有中国实践特色和普适性意义的解释路径。

国内贸易是畅通国内大循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关键载体。采用上市公司交易数据构建2009—2023年的中国城际贸易网络,从整体、社团与个体三个维度分析其网络结构特征,进而运用复杂网络理论与时间指数随机图模型,揭示由网络内生结构与外生因素共同驱动的演化机制,并识别其核心驱动力。研究发现:中国城际贸易网络已进入效率提升与凝聚力增强的稳定发展阶段,整体呈现“核心—边缘”结构,社团结构表现出跨区域协同与区域集聚共生的空间格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长期主导网络格局,但中介城市波动较大。网络内生的互惠性、三角闭合性、偏好依附效应和路径依赖效应均对贸易关系的形成产生正向影响。在外生因素方面,经济规模、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地理距离、制度环境和文化邻近性等因素也促进了城际贸易关系的建立。网络演化处于内生结构主导、外部力量辅助的稳定状态,其中,路径依赖效应是最重要的内源驱动力,产业结构则是关键的外部引擎。网络内生结构进一步强化了部分外生因素对城际贸易网络演化的影响。因此,各城市既要巩固已有贸易纽带,维护稳定合作机制,也应聚焦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强化贸易拓展动能。

城市更新是破解城市发展深层矛盾、推进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的重要抓手。对长三角地区的城市更新政策进行量化评价,有助于健全和完善城市更新政策,推动区域间城市更新政策的协同发展与地方创新。运用LDA模型对长三角地区的37份城市更新政策文本进行内容挖掘,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构建城市更新政策指标体系,基于PMC指数模型对30份政策文本进行量化评价。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政策总体质量为可接受等级,内部政策质量差异分化明显,呈现出系统性程度高、政策参与开放度不足、政策操作性欠佳等特征。长三角三省一市间的政策协同性强,分别体现为“创新引领型”“工具赋能型”“规范保障型”“系统协同型”等各具特色的政策发展模式。基于以上特征和问题,建议在长三角城市更新政策制定中应进一步完善工具支撑体系,增强政策可操作性;拓宽开放参与维度,强化政策执行保障;推动政策共享互鉴,激发区域协同效能。

构建包含海洋与内陆城市的双区域DSGE模型,引入要素流动成本差异、沿海城市对内陆城市的技术溢出、陆海中间品互补以及沿海出口导向机制,研究双循环格局下陆海经济协同发展机制。研究表明,降低内陆要素流动成本、强化沿海技术溢出效应、优化陆海区域产业互补格局,可显著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外需冲击短期促进陆海协同,长期需依托技术与要素流动的优化,防范陆海区域经济发展失衡。技术溢出与要素流动成本对区域差距具有调节效应。基于此,提出降低内陆要素流动成本、强化沿海技术溢出传导、优化陆海产业互补格局、化解外需冲击风险和实施差异化货币政策等建议,为落实陆海统筹、畅通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理论依据与政策启示。

立足于国家级海洋公园建设这一准自然实验,基于2004—2023年我国51个沿海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方法分析国家级海洋公园建设对沿海城市旅游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级海洋公园建设能够显著促进沿海城市旅游业发展,在经过平行趋势、安慰剂、其他政策干扰、PSM-DID、剔除直辖市样本、缩尾、更改样本时间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其政策效应在旅游资源禀赋高、旅游业发展水平高、政府环境关注度高以及宗族文化强度高的城市更为显著。国家级海洋公园建设主要通过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增加旅游服务供给以及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等路径推动沿海城市旅游业发展。因此,沿海城市应充分抓住国家级海洋公园建设契机,实施差异化策略,放大其边际效应,以“生态—服务—产业”三链条联动持续释放其推动海洋旅游业发展的效能,使沿海城市旅游业成为引领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

基于2011—2023年我国26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公众环境关注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公众环境关注可显著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关注度每增加1个单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提高0.082个单位。这一结论经过替换被解释变量、替换核心解释变量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公众环境关注通过强化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强度、增加地方环保支出、促进地区绿色创新提高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且公众环境关注在作用机制传导中存在阈值，只有当公众环境关注超过具体阈值时才能充分发挥机制变量对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中介效应分析发现，作用机制存在链式传导效应。此外，公众环境关注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区域和城市特征层面存在显著异质性。进一步分析发现，公众环境关注对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长期效应和正“U”型的非线性关系，且空间效应本地主导，外溢有限。研究结果对于促进城市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随着我国城市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城市宜居性成为青年流动人口定居考虑的重要因素。基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结合261个城市的宜居性指标，通过多层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城市宜居性对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青年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及其差异。研究发现，家庭生命周期演进可以塑造青年流动人口的定居决策，从其单身期关注成本与环境的“生存逻辑”到家庭形成期聚焦住房与资产的“筑巢逻辑”，进而向家庭扩张期依赖公共服务与交通的“抚育逻辑”演进。此外，城市规模也起到关键的调节作用。中等城市虽然生活压力小，但基础教育资源短缺，易于陷入“公共服务陷阱”。大城市大量资源配置存在边际效用递减效应，高效率设施建设与运营成为打破拥挤成本的关键。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需要建立阶梯式住房支持体系，实施差异化的公共服务补强战略，打造全方位的宜居生态，促进青年定居，进而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数智化转型深刻重塑了城市经济运行方式与劳动力市场结构，其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有待系统检验。基于2010—2022年我国城市面板数据，从数字产业基础、数字应用规模、数字技术创新、人工智能创新能力等维度构建城市数智化发展水平综合指标体系，并从就业环境、就业状况、就业报酬与就业保障四个方面测度城市高质量充分就业水平。在此基础上，运用双重机器学习方法识别数智化对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因果效应。研究发现，数智化发展显著提升了城市高质量充分就业水平，数智化主要通过提升政府治理效能、优化市场要素配置效率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等路径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实现。研究结论从因果识别视角深化数智化与就业质量关系的理论认知，为在数智化背景下协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构建高标准市场体系、优化产业结构，从而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提供经验依据与政策启示。

依据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政策标准，第三方体检评估已成为与自体检评估、社会满意度评价并行的运行制度。当前，第三方体检评估已在全国多地开展实践，既践行了“人民城市人民建”的核心理念，也进一步强化了公众满意度的价值导向。采用系统评价方法与人工验证相结合的方式，明确社会满意度是公共价值的集中体现，亦是第三方体检评估的核心目标导向。在此基础上，以社会满意度评价为核心逻辑，以战略三角模型为分析框架，系统构建第三方体检评估的逻辑和方法，细化目标的价值维度和实质内涵，明晰制度设计与运行机制，并结合北京城市副中心案例开展实证分析，探究第三方体检评估的技术路径，针对性提出规划实施的对策建议。

数智时代，算法的深度嵌入重塑了政府治理模式与公共服务供给范式。算法驱动的公共服务在提高行政效率的同时也会带来技术负外部性问题。基于调查实验法探讨算法驱动的公共服务类型对公众满意度的影响，检验感知程序公平的中介作用与算法透明度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算法驱动的公共服务对公众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相较于全自动化公共服务，半自动化公共服务能显著提升公众满意度。感知程序公平在公共服务类型与公众满意度之间发挥中介作用，算法透明度对公众感知程序公平与满意度均存在显著正向效应，但未在公共服务类型与感知程序公平之间形成显著的调节作用。未来，公共部门应以公共价值实现为导向，增进公众对算法系统的理解与公平感知，兼顾公共服务过程的效率与公平，构建技术理性与人文价值协同的数字治理生态。

基于创新能力、创新质量、创新实效、创新贡献四个维度构建高校现代化评价体系，测度城市群内各城市在本地贡献与跨城市溢出下的知识创新综合水平。运用广义极值分布拟合、无条件分布估计等方法分析城市评分的分布模式与时空演变特征，进一步通过Dagum基尼系数分解探究差异来源，并借助空间计量模型检验时空收敛与首位城市引领的演化机制。研究发现，城市知识创新水平呈现显著的右偏重尾分布，且极化趋势随时间增强，空间差异主要源于城市群之间的板块性差距。城市群内部则同时存在条件收敛趋势和首位城市的显著空间溢出效应，表明演化过程受追赶效应与辐射作用共同驱动。研究揭示了中国城市知识创新“整体差距固化于区域板块、局部演化受收敛与溢出效应双重驱动”的总体特征，为“十五五”时期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及强化高校对区域创新的实效与贡献提供实证依据。

数字政务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在于切实满足人民群众对政务服务的期待与需求，需要以整体、畅通、赋能为建设目标，破解发展中的“重建轻管”和“建而不用”难题。从供需互动视角出发，基于2018—2023年我国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动态QCA方法探究高水平数字政务服务的组态路径。研究发现，单个因素不构成高水平数字政务服务的必要条件，数字政务高质量发展包括民意驱动式、政府轻推式、全面引领式三条路径。随着时间的推移，民意驱动式和政府轻推式路径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表明政府角色正在向“助轻推”和“促互动”转型。未来，应当秉持分城施策的基本思路，持续深化政民互动机制，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因地制宜，推动城市数字政务高质量发展。

居住空间分异是城市社会学与地理学的经典研究议题。以“定义阐释—机制探讨—尺度透析”为主线，梳理定义、机制、尺度范畴内亟待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研究发现，国内有关居住空间分异的研究虽涉及到了“何为分异”与“何以分异”的讨论，但多为概念堆砌而缺乏系统分类，对生成机制的分析常局限于单一视角而未能形成全面认识，亦未充分考虑居住空间分异在不同空间尺度下的复杂性和动态性。未来研究亟需构建系统化的概念框架以深化对居住空间分异本质的理解，应采用多维度分析方法全面把握导致居住空间分异产生的诸多要素，将居住空间分异置于多维空间尺度中考察，以揭示其在不同尺度层面的特征和影响，从而为新时期我国居住空间分异研究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