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构建数据要素市场化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理论框架基础上,以数据公共交易平台的建立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11—2021年我国28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基于双重机器学习方法分析其作用机制与调节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可有效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在异质性方面,数据要素市场化在高科教水平城市及一、二线城市中显著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而在低科教水平和三线及以下城市中无明显驱动效应。在作用机制方面,数据要素市场化通过引导市场整合、优化要素配置、重构创新范式等机制驱动新质生产力水平提升。在调节机制方面,数据要素市场化通过产业升级转型、数字人才集聚与外资利用等渠道进一步激发数据要素的新质生产力促进效应。基于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建议,即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力支撑。

改造和利用既有国铁资源发展市郊铁路是解决超大城市人口及功能过度集中、引领城市空间布局优化、促进“1小时通勤圈”建设的有效手段。以环北京通勤圈建设为例,从空间布局、交通支撑、功能引导、机制保障四个层面提出市郊铁路引领超大城市“1小时通勤圈”建设的框架模式。提出构建“轨道通勤走廊＋自立型城市圈”的通勤圈新空间结构,形成梯度合理的“中心—外围”圈层布局;补齐市郊铁路通勤出行短板,支撑通勤圈的快速通勤需求;推动高端服务功能落地通勤圈,避免简单化的产业功能承接;探索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解决通勤圈一体化管理、建设、发展等核心问题。

基于政策升级视角,利用2011—2019年中国28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和三重差分模型,分析信息惠民国家试点政策升级为“互联网+政务服务”试点政策对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信息惠民国家试点政策能够显著促进城市在政府治理与民众生活方面的数字化转型,但对数字经济的影响不显著。在试点政策升级后,政策的实施实现了以上三个维度的城市数字化转型发展。试点政策升级前后对外围城市和中等公共服务水平城市产生了持续作用,有效推动了城市数字化转型。在试点政策升级前后,资源配置效率与对外开放水平均在政策的城市数字化转型影响中起到正向的调节作用。

为梳理城市韧性研究的国际前沿进展情况,构建过程视角下的城市韧性概念框架,采用PRISMA标准化系统综述方法,对2016—2024年国际城市领域权威期刊中相关文献的发文时间、发文数量和研究主题进行聚类分析。研究发现,近年来,学术界对城市韧性的研究以治理、物质和能量流、基础设施和形态、社会经济动态四大城市子系统为脉络展开,最新进展聚焦于多元治理网络、城市代谢循环能力、可持续性基础设施以及人本理念的应用等主题。未来研究应重点关注韧性评估框架的标准化与本土适用性、创新数据和方法的驱动、脆弱地区与弱势群体、韧性构建与可持续发展协同以及全球协同治理网络等方向,以期为建设更加公正、包容和可持续的韧性城市提供科学支撑。

基于2018年1月—2024年3月WOS收录的SSCI发文文献库中以城市为主题的文献,运用Citespace进行文献可视化分析,并进一步从高影响力学术期刊中提炼主题进行文献述评。可视化结果确定了智慧城市、城市韧性等研究热点及机器学习等新兴研究方法,并从时序、国别两个维度展现了城市前沿性研究的现状。将城市研究前沿性主题归纳总结为城市理论与模型创新,交通、能源与城市运营,集聚、创新与人口流动,城市更新、土地规划与城市网络,绿地绿化、环境生态与可持续发展,人居属性与城市名片设计,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对城市的影响与城市韧性,数字技术与智慧城市八个方面。研究结果表明,目前,国际前沿性城市研究快速更新且不断扩大范围,城市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融程度不断增强,在定量分析方面实现了综合性与技术性的提升,在定性分析方面实现了严谨性与全面性的完善,呈现“旧”题“新”做、“散”题“合”做、“新”题“巧”做等特征。基于研究结论,探索城市前沿选题、研究方法的演进趋势,提出建议与前瞻性展望。

基于我国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回归方法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间经济差距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整体来看,在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缩小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之间的经济差距。在这一过程中,改善要素错配是重要的作用路径。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相比于产业结构升级水平较低和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水平较高和人力资本水平较高城市的积极作用更加显著。同时,数字经济发展对“宽带中国”试点城市的作用程度也明显强于非试点城市。此外,拓展性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间经济差距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倒“U”型特征。进一步对拐点进行计算发现,在长三角地区,仍有一些城市位于曲线左侧,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未能对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间经济差距发挥积极的缩减效应。基于此,提出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持续优化要素市场配置机制、积极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等政策建议。

根据城市韧性理论和数字经济理论,构建数字经济对城市韧性影响机制模型,利用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10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城市韧性的影响效应与中介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城市韧性水平提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数字经济影响城市韧性的过程中,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创新能力发挥了中介作用;数字经济对城市韧性有正向的空间溢出作用。研究从数字经济与城市韧性关系方面拓展了数字经济理论和城市韧性理论的应用边界,揭示了数字经济对城市韧性的影响机制,为通过发展数字经济促进城市韧性提升提供理论依据。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十年来,京津冀协同发展在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交通一体化水平提升、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以及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两翼”建设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但仍面临京津冀占全国经济份额下降、区域内部差距扩大以及区域空间结构有待优化等新问题。下一个十年,京津冀地区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的最新要求实现新作为,努力建设成为经济发达、结构优化、联系紧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同富裕的、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

基于中国2011—2021年279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固定效应回归分析法实证检验数据要素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据要素能够显著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就影响机制而言,数据要素能够通过缩小房地产价格差距、人口资源禀赋差距、金融资源禀赋差距以及提高城市数字普惠金融水平来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从而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据要素对中部地区及较发达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研究结果可为进一步完善数据要素流通机制、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加快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政策启示。

将同一城市开展创新型城市和低碳城市建设所形成的双试点政策看作一次准自然实验,使用渐进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双试点政策对城市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双试点政策能够对城市经济绿色发展产生协同作用,相较于单试点,双试点能更有效地促进城市经济绿色发展。机制检验结果显示,双试点政策主要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变迁两大途径来促进城市经济绿色发展。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双试点政策对经济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在不同地理位置、规模和资源禀赋的城市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进一步的分析结果显示,双试点政策对经济绿色发展具有空间溢出效应,能够带动邻近城市经济绿色发展;双试点政策在提高城市经济绿色发展综合水平的同时,能够在不牺牲经济增长的前提下促进减污降碳和提升能源效率。研究结论为优化试点政策结构、促进中国经济绿色发展转型提供了参考和启示。

考察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时空差异并分析其影响因素,对精准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采用不平等指数、Kernel密度估计、马尔可夫转移概率矩阵、地理方差分解等方法对1997—2021年中国地级市、省域和七大区域空间单元的经济发展差异进行测度,并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经济发展差异在地级市、省域和七大区域空间单元都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地级市、省域和七大区域空间单元的经济发展水平均不断上升,而七大区域空间单元经济发展的演进趋势比地级市和省域空间单元更加复杂多样。地级市和省域空间单元人均实际生产总值的位序变动较大,竞争效应凸显,地级市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逐渐超过省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空间计量结果表明,市场经济改革、财政分权以及对外开放水平会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研究结论对于精准化制定区域发展政策、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城市群是制造业结构调整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空间载体。基于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城市群2011—2021年数据,从城市层面探讨数字经济对三大城市群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三大城市群的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影响。其中,数字经济对京津冀和长三角城市群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作用要大于对其合理化的影响作用,大湾区城市群的情况则相反。数字经济对三大城市群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存在非线性影响特征。劳动技能结构提升是数字经济促进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影响机制。数字经济对三大城市群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在数字基础设施水平、数字化应用水平、数字产业化水平和数字化发展环境等维度存在差异。各地应立足自身特色优势,完善城市群内部协调沟通机制,强化制造业产业链上下游协调联动,健全数字技术人才培养体系,促进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在构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三阶段DEA模型测度2008—2021年我国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效率,并基于城市规模差异,进一步讨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效率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结果显示:首先,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效率在整体上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并表现出非均衡性。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效率呈现出快速提升的趋势,该效率在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则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其次,组内差距是非均衡性的主要来源,超大城市组内差距贡献率缓慢下降,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组内差距呈现出快速扩张的趋势。此外,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效率的提升有利于共同富裕的实现,但在不同城市规模条件下其作用效应表现不同,其对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表现为总体富裕效应,对大城市和中等城市表现为共享富裕效应,对小城市则无影响。最后,测算得到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效率共同富裕效应的最佳城市人口规模为167.10万—375.65万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以期为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在城市建设体系中的合理布局提供有益参考。

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以城市数字化转型为研究切入点,探究二氧化碳与大气污染物的协同减排效应,并分析协同减排活动中的数字化扩张机制。研究发现:城市普遍存在二氧化碳与大气污染物的协同减排效应,且城际间协同减排效应存在较大差异;城市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扩大协同减排规模,其中,数据及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融合维度是助益协同减排的关键;城市数字化转型是碳减排引致大气污染物减排的重要扩张机制;城市数字化转型能够诱发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通过源头防控和末端治理增进协同减排效应,但城市数字化转型的规模效应不显著,其协同减排的过程控制渠道不畅通;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协同减排效应存在典型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特征异质性。

乡村绅士化是传统村落实现复兴的重要方式和过程,而游客、新村民等绅士群体的介入常导致地方主体趋于式微。选取成都竹艺村为实证案例,聚焦乡村旅游社区中的原住居民这一脆弱群体,采用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等质性方法,基于日常生活理论的微观视角探讨绅士化对居民认知、行为和情感的影响,并延伸对其地方认同及地方身份建构的讨论。研究发现:绅士化重构了乡村空间形态和功能意义,原住居民为获取更高的旅游收益,选择接纳绅士群体对于地方空间的价值认知,而对旅游资源的争夺使邻里关系由亲密转为竞争;乡村空间功能的居游交织要求原住居民进行身份转换,其日常生活围绕旅游业而展开,生计行为具有明显的服务业特征;绅士介入和地景变迁拆解了社区关系,造成地方记忆的集体失忆和原住居民的失所体验;原住居民的地方认同及地方身份建构与其日常生活互为反馈,共同实践缺失、经济收入和社会阶层分化导致社区认同消解,而个体尺度的收入增长和对于地方的价值认知有利于其积极身份的建构。基于此,提出了提升居民地方身份认同、打造多元共治的乡村旅游社区的相关建议。

以区县尺度的人口流向为分析视角,从人口流入、人口流出和内部人口流动三个维度探讨2000—2020年中国人口流动的空间格局演变特征、作用机制与城镇化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区县尺度的人口流入呈现集聚效应和分散化趋势,人口流出具有稳定的空间均衡化分布特征,内部人口流动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自然地理条件是形成中国人口流动不均衡格局的基础性因素,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增加是促进人口流动的核心驱动力,社会性因素对人口流动发挥着多元影响效应,省会城市市辖区对流动人口具有突出的吸引力。当前,人口流动对区县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作用已进入全国均衡的高贡献率阶段,内部人口流动是提升区县城镇化水平的核心动力。

使用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分析社区老年友好环境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其作用路径。结果表明:社区老年友好环境越好,即社区活动场所、设施的数量越多,社区养老服务供给的数量越多,社区尊老敬老氛围越好,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得分就越高,社区老年友好环境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直接作用。中介效应检验发现,社会适应水平在社区老年友好环境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中的中介效应显著,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12.25%。研究结果揭示了社区老年友好环境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为我国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建设老年友好社区以及提高老年人的主观福祉提供了有益启示。

中国式现代化对城市群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群、高质量推进新型城镇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城市群现代化的理论内涵,构建城市群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Kernel密度估计、标准差椭圆、莫兰指数以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其时空特征和分异机理,发现城市群现代化总体发展水平呈持续增长态势,且差距不断缩小,但各维度现代化水平差异较大,部分城市群“领头羊”效应和极化趋势明显。空间分布的“东—中—西”梯度格局逐渐减弱,重心“向西向南”迁移,东西向对城市群现代化的拉动作用弱化,同时空间集聚特征显著。城市群现代化的驱动因素具有多元化特征,对外开放水平解释力最强,而中西部城市群金融支持水平能够充分激发其他因子发挥交互作用。在此基础上,从优化城市群功能分工、发挥中西部城市群比较优势以及提升城市群对外开放水平等方面提出城市群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基于中国政治治理制度和土地制度,从理论上系统剖析土地资源错配对碳排放效率的内在影响逻辑,在此基础上借助Super-SBM模型对中国273个城市的碳排放效率进行测算,综合运用面板Tobit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土地资源错配对城市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土地资源错配抑制了城市碳排放效率提升,且这种负向作用在中西部城市、中小城市和资源型城市表现得更为突出。机制检验发现,抑制产业结构高级化转型、扭曲财政支出结构、阻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抑制企业绿色创新是四条重要的传导渠道。进一步分析表明,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和财政压力会强化土地资源错配对城市碳排放效率的抑制作用,而绿色绩效考核机制则弱化了土地资源错配的负向影响。

基于2011—2021年中国专利申请微观层面数据和212个后发城市地级市层面数据,构建平衡面板数据,考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后发城市经济追赶的影响效应,并从城际创新合作视角探析该影响效应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有助于缩小后发城市与先发城市的相对经济差距,而且促进了后发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经济水平、地理区位等追赶情境差异均会影响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发挥经济追赶的助推效应。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城际创新合作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影响后发城市经济追赶的重要渠道。并且,城际创新合作机制呈现出普惠发展与质量提升的双重特征,从合作城市看,不论与先发城市还是后发城市进行创新合作,均能促进后发城市经济追赶,而从创新类型看,主要通过实质性创新合作而非策略性创新合作助推后发城市经济追赶。

公益创投是培育社会组织的创新手段,是实现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一环。构建“资源—组织—环境”分析框架,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讨城市公益创投的影响因素与驱动模式。研究发现,技术支撑、资金投入、运作平台、交流学习、政策支持和社会协同等要素的联动耦合形成七个促成公益创投的条件组态,体现为四种公益创投驱动模式,即“资源—组织”二维驱动模式、“组织—环境”二维驱动模式、“资源—组织—环境”联合驱动模式和“资源—环境”二维驱动模式。其中,资金投入是多个条件组态的核心条件。研究结论有助于厘清公益创投的影响因素与驱动模式,为理解城市差异化公益创投驱动模式提供参考,对推动公益创投的整体发展有所启益。

地方政府所处的激励结构会通过影响注意力配置及动机分化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调整模式造成影响。从政府行为逻辑的视角,基于“激励—注意力—动机—行为”理论框架,实证分析人口老龄化对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规模与结构均具有显著作用,其调整模式呈现出“经济财税型”与“公共服务型”的双重特征。在应对老龄化过程中,财税激励使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调整偏向“经济财税型”,注重短期效果;晋升激励使“公共服务型”动机占据更高权重,但偏向于短期和可视性。进一步分析发现,更高的老龄化及注意力水平推动“经济财税型”动机向提升长期人力资本转变,“公共服务型”动机向满足青年安居、生育、养老需求发展,并引起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规模的收缩。建议细化地方政府考核标准,统筹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持续优化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结构,充分挖掘“银发资源”,以有效的制度供给打破“未备先老”困境,使基本公共服务有效充分供给,推动老龄社会高质量发展。

以城市空间的“网红化”现象作为研究对象,借助抖音短视频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测度分析,从线上和线下维度识别城市空间网红化现象的影响因素。研究认为,城市空间的视觉消费信息被线上平台不断传播、吸引公众线下打卡并继续分享空间内容的良性循环过程是一种城市空间的网红化现象。在线上因素中,线上互动强度、话题关注度和网络影响力对网红化现象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在线下因素中,打卡点的集聚分布和交通便利度能促进网红化现象发展,但同类功能竞争会抑制空间网红化。社交媒体的普及和影响力强化、城市空间的特色和魅力展现、网红打卡活动的心理与行为模式、产生网红化现象城市空间的集群效应以及城市空间的推广与营销策略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催生了城市空间的网红化现象。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规划建议。

在系统梳理2000—2023年城市公共交通服务质量评价及提升研究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通过内容分析法揭示国内外研究概况及其异同,并进一步结合文档分析法进行归纳与总结。研究发现:国内外相关文献在研究主题与内容特征方面存在不同偏好,而乘客满意度是当前共同关注的研究热点。政府、企业与公众分别是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的主流评价主体,评价指标聚焦于感知服务与客观性能两大体系,两者之间具有可测度的关联特征,多式联运与空间环境是评价指标体系侧重改进的方向,位置服务数据与满意度分别是评价方法的介入点。内部改进与模式互补是提升策略涉及的主要措施,重要性一绩效表现分析与三因素理论模型是应对难点的有效探索方案。未来研究应重点加强对空间环境评价指标的关注,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丰富评价方法,探索基于空间视阈的服务质量提升途径。

推动革命老区创新发展是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任务。基于2009—2020年我国五大重点革命老区的面板数据,使用PSM-DID方法考察国家优先支持政策对革命老区创新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探索革命老区创新发展路径。研究发现:国家优先支持政策实施显著提升了革命老区创新效率,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仍然成立。国家优先支持政策通过加大投资激励效应、促进产业集聚和提升信息化水平提高了革命老区创新效率,国家优先支持政策对革命老区创新效率的促进效应在科教投入力度、工业化水平和区位优势较低的城市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因此,应通过激励企业加大投资力度、提升产业集聚效应、完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等提高革命老区的创新能力,同时通过实施差异化策略释放革命老区支持政策的总体效应。

从制度逻辑视角出发构建“制度环境—组织特质”分析框架,采取多案例研究方法深度还原北京市朝阳区老旧小区物业管理的实然图景。研究发现:物业管理公司、单位、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居民等各个主体之间呈现的竞争性制度冲突导致老旧小区物业管理整体效能“失序”,而社区居委会“基层行政组织”“群众性自治组织”两种特质之间的张力为其处理制度冲突带来了挑战,使其陷入无序应对、难以作为、被动兜底和低度合作等多重困境。其原因在于,主体定位不明确、权益职责不对位、社会力量未真正发挥作用和多元主体联动协同不顺畅等问题影响了社区居委会治理效能的发挥。据此提出通过“正位”“赋权”“补短”“整合”的“四位一体”途径破解老旧小区物业管理难题。

个人碳账户作为城市个人消费端碳减排的重要政策工具,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数字化手段。我国的个人碳账户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城市居民对其的认知和态度还不明确,碳账户是否会被持续使用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选取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武汉等5个城市进行问卷调查,获得了1132份有效问卷的数据,对个人碳账户持续使用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发展特征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丰富个人碳账户普惠政策激励、提升公众碳账户使用的内生动力、加强个人碳账户信息安全建设等政策建议。

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背景下,基于2012—2019年中国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在使用耦合度模型和敏感性分析测度城市数实融合程度和经济韧性的基础上,深入探讨数实融合对城市经济韧性提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实融合能够显著提升城市的人力资本水平和宜居性,扩大城市的市场规模,促进经济结构的多元化,从而增强城市的风险抵御能力和经济韧性。扩展性分析表明,数实融合对沿海城市经济韧性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经济一体化和城市创新活跃度在数实融合提升城市经济韧性的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基于研究结论,在进一步加强城市数实融合进程、创新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的应用场景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以地铁为代表的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选址行为具有显著影响,但鲜有文献为服务业企业选址提供微观证据,其集聚机制也有待考察。基于垄断区位竞争理论,首先构建包含信息外部性和有效市场需求的服务业企业选址模型,从理论上分析异质性服务业企业的选址—集聚机制;其次,利用ArcGIS软件将北京市划分为16571个1公里×1公里的均质空间,将其与北京市新增企业工商注册数据进行地理信息匹配,在此基础上采用工具变量2SLS方法、PSM-多期DID方法,实证检验地铁开通对服务业企业选址变化和集聚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地铁开通促进了服务业企业沿线选址,服务业集聚水平提高了53.8%。机制检验表明,开通地铁一方面能够扩大创新活动的信息溢出以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另一方面可通过提升市场有效需求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集聚。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换乘节点、非主城区,新开通地铁线路可推动更多的服务业企业沿线选址,由此产生的服务业企业集聚效应也更高。

“以人为本”是城市老旧社区更新的基本遵循。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分析理论,将城市老旧社区的人本需求分析要素化,以保证更新目标的可达性与实践引领作用的实现。研究认为,共同生产的基础和价值追求契合城市更新中“以人为本”的内在机理,“三问于民”、共同缔造构成城市老旧社区更新的本质要求与行动纲领;培养社区意识、以内生动力涵养公共精神、增强社区凝聚力有助于构建社区现代化治理的长效机制,维护社区发展与更新的可持续性;而适老性无障碍改造与社区养老设施建设等的实施,在凸显人文关怀的同时实际推动了“共建共治共享”机制的实施与路径探索。

为了有效发挥杭州市蓝绿空间的热缓减潜力,借助Google Earth Engine平台辅助处理杭州市Landsat 8遥感影像数据,利用随机森林算法提取各类用地的时空变化,代入GTWR模型定量分析了2000—2020年杭州市蓝绿空间与热环境的时空驱动机制及演变特征。结果表明:杭州市城镇扩张与热岛效应加剧存在高度时空耦合性,“热岛一体化”趋势愈发显著。杭州市蓝绿空间格局已趋于稳定,应将蓝色空间作为当前高效提升热缓减效益的重点。杭州市各市辖区(县市)热缓减效益值波动幅度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研究结论可为杭州市制定科学合理的蓝绿空间发展战略提供参考。

绿色金融政策是环境经济政策中金融和资本的市场手段,也是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以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设立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7—2020年我国长江经济带10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面板分位数回归等计量方法,系统考察绿色金融政策对城市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及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政策的实施显著提升了长江经济带的城市环境治理效率,这一结论在经过动态效应检验、安慰剂检验、更改样本匹配方法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绿色金融政策通过缓解资源错配、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及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城市环境治理效率。异质性分析发现,在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区域综合实力较强、环境治理效率较低的城市中,绿色金融政策对城市环境治理效率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

城市房地产市场分化需警惕波动传播风险。基于网络视角分析房价“涟漪”效应及其网络结构特征,并对老旧小区改造政策实施进行政策效应的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城市房价趋势引导、波动传播模式及其机制路径与集群分布均存在显著差异,城市房价趋势变动具有经济与地域集群特点,以一线城市为主体的大型综合城市集群发挥全局引领作用。房价波动“涟漪”网络存在城市能级隔离,但区域间连接紧密。二线城市房价波动传播中介与净溢出影响显著,中东部地区是“涟漪”净溢入区域,东北和西部地区是房价波动双向循环区域。老旧小区改造对城市房价的波动溢入风险具有抑制作用,说明现阶段的城市更新政策有助于阻断房价波动风险传播,一定程度上可增强房地产市场发展韧性。

世界级城市群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化的最高空间形态,对世界经济、政治具有高度控制力和影响力,已经成为大国培育核心全球竞争力、引领未来全球发展和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基于全球城市体系对“世界级城市群”概念进行界定,通过与相关概念进行辨析和对比,结合已有研究成果提出其界定准则。从流空间—位空间一体分析视角构建中国世界级城市群建设的理论框架,并基于界定准则,分别从位空间和流空间两方面对中国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与全球五大世界级城市群进行比较,梳理中国世界级城市群特征,厘清相关问题与挑战,在此基础上探讨建设路径。

采用LandScan格网人口数据,运用非参数分析法结合网络分析法测度2001—2018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辖区内的城市中心数量与均衡度,聚类归纳城市空间结构演化的阶段性规律,并通过地理探测器对其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多中心发展趋势明显,发展方式由近郊拓展向远郊拓展转变。运用城市中心数量与均衡度相结合的方法分析发现,中国城市空间结构演化存在四个阶段。自然要素对形成城市多中心化格局的作用有限,其主要通过与经济水平和政府作用两个因素的交互作用产生影响。经济水平、政府作用等因素对城市多中心发展具有较为直接的影响,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强度与人口集聚规模的影响作用最为显著。基于研究结论,建议结合城市发展战略适当调整空间结构,提高国土空间利用效率。

城乡融合发展既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当下之需,亦是谋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长远之策。借助面板双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平滑转换回归模型,探究了数字基础设施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能有效赋能城乡融合发展,尤其对空间融合、经济融合和生态融合的影响更显著。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对城乡融合发展的赋能效应在欠发达地区、农业现代化高水平地区和非粮食主产区更显著。作用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基础设施通过提升技术创新水平、打破地理空间局限、增强乡村人力资本三条途径赋能城乡融合发展。非线性调节分析表明,随着市场化水平、信息对称程度、交易效率与科技水平的提升,数字基础设施对城乡融合发展的赋能作用不断减弱。

基于价值共创互动性、互惠性、目标性的概念内涵,从塑造价值愿景、促进公民参与、丰富实践路径等方面论证其驱动作用,进而构建“价值—组织—技术”理论框架,用以呈现数字政府的未来图景。研究发现,价值共创驱动的数字政府建设有助于彰显提升行政效率、精准匹配需求和增进社会公平的价值使命,促进政府的组织内部运作、组织间关系和组织外部环境的变革,并通过技术赋权、技术赋能和技术赋智机制发挥作用。通过对中国情境下的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归纳价值共创驱动数字政府建设的智能型、互动型、自主型和收集型实践模式,以期为相关议题的讨论提供理论借鉴与行动方案。

基于内部动力系统、外部动力系统构建城乡融合发展动力评价体系,运用BP神经网络模型对2020年我国成渝地区132个区县的城乡融合发展动力进行识别,根据识别结果提炼出城乡一体、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和收缩重构四种县域城乡融合类型,并针对不同融合类型提出差异化的城乡融合发展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成渝地区西部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较高,但对照全国情况来看没有明显优势。除成渝都市圈附近和成渝中轴城际交通走廊沿线的区县外,成渝地区大部分区县内部与外部动力均不足,城乡融合发展类型以收缩重构型为主。城乡一体型县域应按照“功能互补、生活等值”方式加强城镇与乡村的双向互促发展。以城带乡型县域应按照“以工代农、以城带乡”方式,利用城镇规模效应带动乡村外源发展。以乡促城型县域应按照“农业升级、以农促工”方式,通过农业链条延伸促进城镇涉农企业发展。收缩重构型县域应按照“择优发展、绿色发展”方式探索乡村有序重构和生态价值转化。研究结论可为成渝地区因地制宜推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借鉴。

基于陕西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和相关社会经济数据,采用区位熵、人口集聚度、空间自相关和偏最小二乘回归模型等分析方法,探究西安都市圈人户分离群体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西安都市圈人户分离群体的空间分布整体呈现向都市圈核心圈层集聚的特征,经济和交通是主要影响因素,住房、公共服务和制度是次要影响因素,其原因主要有中心外围产业发展不平衡、区域公共资源配置不均衡和户籍制度改革的滞后性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