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构建数据要素市场化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理论框架基础上,以数据公共交易平台的建立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11—2021年我国28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基于双重机器学习方法分析其作用机制与调节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可有效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在异质性方面,数据要素市场化在高科教水平城市及一、二线城市中显著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而在低科教水平和三线及以下城市中无明显驱动效应。在作用机制方面,数据要素市场化通过引导市场整合、优化要素配置、重构创新范式等机制驱动新质生产力水平提升。在调节机制方面,数据要素市场化通过产业升级转型、数字人才集聚与外资利用等渠道进一步激发数据要素的新质生产力促进效应。基于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建议,即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力支撑。

近年来,“韧性”问题逐渐成为国内外城市研究和政策实践领域关注的热点,而现有文献关于城市韧性构建模式的讨论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为更好推进中国现阶段城市韧性建设研究与实践,基于比较制度分析理论,通过全球代表性城市的多案例比较发现,城市韧性构建在不同制度条件下展现出不同的特点,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是其核心区别。中国的“国家统合型”城市韧性建设模式是契合本国国情及本土制度环境的必然选择,同时也需要汲取他国城市韧性建设的有益经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韧性城市。

针对城市数字变革对政务服务效能的提升作用,结合数字生态系统与动态能力理论,采用动态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分析2018—2021年我国32个城市的数据,结果显示,政务服务效能提升依赖于技术、制度、组织与外部环境的综合互动,高绩效政务服务依赖于地区特定的策略选择,东部地区应强化技术创新和政策试验,中西部地区则需加强制度建设和资源整合。强调理念驱动制度与技术的双轮运转对于政务服务现代化的重要性,并提出了深化全过程人民民主和激活西部地区数智潜力的政策建议,为城市数字变革及政务服务优化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基于政策升级视角,利用2011—2019年中国28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和三重差分模型,分析信息惠民国家试点政策升级为“互联网+政务服务”试点政策对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信息惠民国家试点政策能够显著促进城市在政府治理与民众生活方面的数字化转型,但对数字经济的影响不显著。在试点政策升级后,政策的实施实现了以上三个维度的城市数字化转型发展。试点政策升级前后对外围城市和中等公共服务水平城市产生了持续作用,有效推动了城市数字化转型。在试点政策升级前后,资源配置效率与对外开放水平均在政策的城市数字化转型影响中起到正向的调节作用。

基于2018年1月—2024年3月WOS收录的SSCI发文文献库中以城市为主题的文献,运用Citespace进行文献可视化分析,并进一步从高影响力学术期刊中提炼主题进行文献述评。可视化结果确定了智慧城市、城市韧性等研究热点及机器学习等新兴研究方法,并从时序、国别两个维度展现了城市前沿性研究的现状。将城市研究前沿性主题归纳总结为城市理论与模型创新,交通、能源与城市运营,集聚、创新与人口流动,城市更新、土地规划与城市网络,绿地绿化、环境生态与可持续发展,人居属性与城市名片设计,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对城市的影响与城市韧性,数字技术与智慧城市八个方面。研究结果表明,目前,国际前沿性城市研究快速更新且不断扩大范围,城市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融程度不断增强,在定量分析方面实现了综合性与技术性的提升,在定性分析方面实现了严谨性与全面性的完善,呈现“旧”题“新”做、“散”题“合”做、“新”题“巧”做等特征。基于研究结论,探索城市前沿选题、研究方法的演进趋势,提出建议与前瞻性展望。

为梳理城市韧性研究的国际前沿进展情况,构建过程视角下的城市韧性概念框架,采用PRISMA标准化系统综述方法,对2016—2024年国际城市领域权威期刊中相关文献的发文时间、发文数量和研究主题进行聚类分析。研究发现,近年来,学术界对城市韧性的研究以治理、物质和能量流、基础设施和形态、社会经济动态四大城市子系统为脉络展开,最新进展聚焦于多元治理网络、城市代谢循环能力、可持续性基础设施以及人本理念的应用等主题。未来研究应重点关注韧性评估框架的标准化与本土适用性、创新数据和方法的驱动、脆弱地区与弱势群体、韧性构建与可持续发展协同以及全球协同治理网络等方向,以期为建设更加公正、包容和可持续的韧性城市提供科学支撑。

改造和利用既有国铁资源发展市郊铁路是解决超大城市人口及功能过度集中、引领城市空间布局优化、促进“1小时通勤圈”建设的有效手段。以环北京通勤圈建设为例,从空间布局、交通支撑、功能引导、机制保障四个层面提出市郊铁路引领超大城市“1小时通勤圈”建设的框架模式。提出构建“轨道通勤走廊＋自立型城市圈”的通勤圈新空间结构,形成梯度合理的“中心—外围”圈层布局;补齐市郊铁路通勤出行短板,支撑通勤圈的快速通勤需求;推动高端服务功能落地通勤圈,避免简单化的产业功能承接;探索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解决通勤圈一体化管理、建设、发展等核心问题。

城市房地产市场分化需警惕波动传播风险。基于网络视角分析房价“涟漪”效应及其网络结构特征,并对老旧小区改造政策实施进行政策效应的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城市房价趋势引导、波动传播模式及其机制路径与集群分布均存在显著差异,城市房价趋势变动具有经济与地域集群特点,以一线城市为主体的大型综合城市集群发挥全局引领作用。房价波动“涟漪”网络存在城市能级隔离,但区域间连接紧密。二线城市房价波动传播中介与净溢出影响显著,中东部地区是“涟漪”净溢入区域,东北和西部地区是房价波动双向循环区域。老旧小区改造对城市房价的波动溢入风险具有抑制作用,说明现阶段的城市更新政策有助于阻断房价波动风险传播,一定程度上可增强房地产市场发展韧性。

地方政府所处的激励结构会通过影响注意力配置及动机分化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调整模式造成影响。从政府行为逻辑的视角,基于“激励—注意力—动机—行为”理论框架,实证分析人口老龄化对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规模与结构均具有显著作用,其调整模式呈现出“经济财税型”与“公共服务型”的双重特征。在应对老龄化过程中,财税激励使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调整偏向“经济财税型”,注重短期效果;晋升激励使“公共服务型”动机占据更高权重,但偏向于短期和可视性。进一步分析发现,更高的老龄化及注意力水平推动“经济财税型”动机向提升长期人力资本转变,“公共服务型”动机向满足青年安居、生育、养老需求发展,并引起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规模的收缩。建议细化地方政府考核标准,统筹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持续优化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结构,充分挖掘“银发资源”,以有效的制度供给打破“未备先老”困境,使基本公共服务有效充分供给,推动老龄社会高质量发展。

基于我国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回归方法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间经济差距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整体来看,在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缩小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之间的经济差距。在这一过程中,改善要素错配是重要的作用路径。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相比于产业结构升级水平较低和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水平较高和人力资本水平较高城市的积极作用更加显著。同时,数字经济发展对“宽带中国”试点城市的作用程度也明显强于非试点城市。此外,拓展性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间经济差距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倒“U”型特征。进一步对拐点进行计算发现,在长三角地区,仍有一些城市位于曲线左侧,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未能对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间经济差距发挥积极的缩减效应。基于此,提出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持续优化要素市场配置机制、积极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等政策建议。

自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京津冀地区充分发挥教育、科技、人才等优势,协同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取得了明显进展和显著成效。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加快集聚,战略性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发展,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基底进一步夯实,营造形成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良好环境。面向未来,京津冀地区首先要发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优势,聚焦“国家所需、地方所能”,打造全国新质生产力发展先行区、示范区。其次,要依托城市群和三大都市圈区位优势,优化新质生产力战略布局,协同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此外,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协同打造绿色生产力发展高地。最后,要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率先探索同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为全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先行示范和强大支撑。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新型城镇化与数字化深度融合的关键阶段,城市面临人口负增长、土地财政退坡等冲击,传统治理范式因技术碎片化、制度壁垒与价值失衡难以适配新的需求。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构建“价值—主体—制度—技术”分析框架,揭示公共价值统领下多元主体协同、制度重构与技术整合的逻辑关联关系与作用机制,即价值锚定公共利益,主体转向多元共治,制度破解跨域协同难题,技术以数据驱动全域穿透。在此基础上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范式革新路径及基于城市类型的差异化适配模式,为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推动城市向整体数智化治理纵深迈进。

基于超大城市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的政策趋势与现实需要,在复杂适应系统理论(CAS)视域下,聚焦超大城市灾害韧性的生成机制及治理实践,运用“自我建构—自我评估—自我优化”三阶段框架,分析城市适应性主体灾害应对机制的生成过程。研究发现,超大城市是由巨量城市适应性主体聚集而成的复杂系统,其灾害韧性源于微观城市主体灾害应对规则的持续优化与整体涌现。当前,超大城市治理模式面临乘数效应放大风险、宏观规划忽视基层能动性以及侧重“硬韧性”轻视“软韧性”等困境,有必要加快推动以适应性主体为中心的治理转向,提高超大城市灾害韧性治理综合效能。基于研究结论,从观念转向、制度转向、技术转向三个方面提出激发微观主体的能动作用、形成动态演化的制度设计、构建多层级—多主体联动体系等对策建议,以期为超大城市灾害韧性治理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践支撑。

基于中国2011—2021年279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固定效应回归分析法实证检验数据要素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据要素能够显著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就影响机制而言,数据要素能够通过缩小房地产价格差距、人口资源禀赋差距、金融资源禀赋差距以及提高城市数字普惠金融水平来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从而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据要素对中部地区及较发达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研究结果可为进一步完善数据要素流通机制、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加快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政策启示。

利用2010—2023年我国158个收缩型城市数据,运用适配性综合评价模型探讨城市政府债务与经济发展的适配性及其成因。研究表明,城市政府债务与经济发展的适配性总体较差,适配水平以极不适配和较不适配为主,各地区的适配水平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中部、东部、东北和西部地区。在时序变化上,除中部地区外,其余地区均呈现出下降趋势。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较强的集聚特征,极不适配城市密集分布在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地区以及山东、湖南两省,较为适配城市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收缩型城市政府债务与经济发展的适配类型可划分为挖潜发展、集约扩张、低效扩张和粗放扩张四类。在成因方面,自然资源与区位禀赋、经济基础与产业结构、管理体制与政策因素的影响,城市收缩产生的较高的财政支出刚性和维持压力,投资回报率低和内需下降引发的财政收入疲软导致的地方财政收支失衡,使得收缩型城市政府债务与经济发展未能形成良好的适配关系。

京津冀协同发展迈入新的十年,相关政策实践领域亟需符合国情与区域特征的理论指引。基于2014—2024年中文核心期刊发表的3600余篇相关文献,运用文献计量方法系统分析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的演进特征。研究发现:协同治理、空间结构与产业协同等核心议题构成研究热点,高度契合协同发展战略实践需求,研究进程呈现阶段性演进特征,从初期的协同治理、城市群发展逐步深化至协同创新、空间结构优化,并拓展至碳达峰、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历经顶层设计、实施推进、攻坚克难及面向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四个阶段,各阶段研究不断深化。未来应致力于世界级城市群建设、政府治理体系改革及应对外部冲击等关键难点问题展开研究,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提供更坚实的智力支撑。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十年来,京津冀协同发展在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交通一体化水平提升、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以及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两翼”建设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但仍面临京津冀占全国经济份额下降、区域内部差距扩大以及区域空间结构有待优化等新问题。下一个十年,京津冀地区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的最新要求实现新作为,努力建设成为经济发达、结构优化、联系紧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同富裕的、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

以区县尺度的人口流向为分析视角,从人口流入、人口流出和内部人口流动三个维度探讨2000—2020年中国人口流动的空间格局演变特征、作用机制与城镇化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区县尺度的人口流入呈现集聚效应和分散化趋势,人口流出具有稳定的空间均衡化分布特征,内部人口流动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自然地理条件是形成中国人口流动不均衡格局的基础性因素,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增加是促进人口流动的核心驱动力,社会性因素对人口流动发挥着多元影响效应,省会城市市辖区对流动人口具有突出的吸引力。当前,人口流动对区县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作用已进入全国均衡的高贡献率阶段,内部人口流动是提升区县城镇化水平的核心动力。

在系统研判外部形势变化及其对北京影响的基础上,分析了“十五五”时期北京在经济增长、科技创新、人口结构、京津冀协同发展等重点领域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提出了增强经济增长动能的多样性、提升平原地区要素集聚能力及其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构建科技领军企业牵头的创新联合体、从人口规模调控转向人口结构与布局调整、深化京津冀创新链和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以京津雄“创新三角”为核心推动京津冀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等应对策略。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十年来,京津冀三地在非首都功能疏解、“两翼”建设以及交通、生态、产业等重点领域取得了重要成效。进入新阶段,在肯定成绩、提振信心的同时,还要直面问题,有新担当、新作为。习近平总书记“现代化都市圈”的提出是对城市及城市群发展规律认识的一次飞跃,对进一步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当前,应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为突破口,聚焦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重点、难点、痛点问题,开展探索,完善条件,实现突破并积累经验,切实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走实走新。

元宇宙为城市治理开辟出新的进化方向,处于数字化转型关键期的中国城市亟需借鉴国外的相关经验。基于政策反馈理论,以全球第一个进军元宇宙的城市——首尔为案例,全面梳理了首尔元宇宙城市治理的建构逻辑和行动策略。研究发现,过去数字治理的历史深刻影响首尔元宇宙城市治理的建构动机、主体、内容和路径要素,并形成了以服务发展为导向、多主体共建、全领域嵌入、科学规划与支持本土为特征的实践框架。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城市发展实际,从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服务发展、多元共建四个方面提出了我国元宇宙城市治理的政策启示,以期为我国的城市治理提供决策参考。

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数字化转型成为其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必然选择。以2012—2020年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及其在城市间的异质性表现。研究结论表明,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企业发展质量。数字化转型的积极影响在数字基础设施更完善、人力资本水平更高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更大的城市中表现更为突出。中介机制检验表明,创新能力在数字化赋能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数字化转型有望成为支撑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未来应在制度环境和数字基础设施等软硬件建设方面加大投入力度,为数字经济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在全球经济格局重构的背景下,推进蓝色经济合作已成为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力量。粤港澳大湾区与东盟国家之间的蓝色经济合作具有巨大的潜力和广阔的前景。采用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粤港澳大湾区—东盟国家区域间蓝色经济合作的空间关联性及其网络结构,分析具备合作潜力的海洋产业和蓝色经济的转型压力,探讨粤港澳大湾区与东盟国家在蓝色经济领域的合作趋势与路径。研究发现,合作区蓝色经济关联网络密度整体偏低,超过三分之二的蓝色经济联系尚具有较大开发潜力。泰国、粤港澳大湾区和印度尼西亚在合作区蓝色经济网络中处于核心位置,是合作区内蓝色经济发展的“引领者”;越南、新加坡、菲律宾和柬埔寨在合作网络中处于边缘位置,是区域蓝色经济合作的“追随者”。合作区内各节点网络强度差异较大,表明区域内蓝色经济合作处于非均衡状态,一体化水平有待加强。同时,凝聚子群分析结果显示,完善合作机制、搭建合作平台对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与东盟国家的蓝色经济合作具有重要作用。基于研究结论,提出进一步发挥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作用、推进构建粤港澳大湾区—东盟蓝色经济伙伴关系的政策建议。

公益创投是培育社会组织的创新手段,是实现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一环。构建“资源—组织—环境”分析框架,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讨城市公益创投的影响因素与驱动模式。研究发现,技术支撑、资金投入、运作平台、交流学习、政策支持和社会协同等要素的联动耦合形成七个促成公益创投的条件组态,体现为四种公益创投驱动模式,即“资源—组织”二维驱动模式、“组织—环境”二维驱动模式、“资源—组织—环境”联合驱动模式和“资源—环境”二维驱动模式。其中,资金投入是多个条件组态的核心条件。研究结论有助于厘清公益创投的影响因素与驱动模式,为理解城市差异化公益创投驱动模式提供参考,对推动公益创投的整体发展有所启益。

根据城市韧性理论和数字经济理论,构建数字经济对城市韧性影响机制模型,利用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10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城市韧性的影响效应与中介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城市韧性水平提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数字经济影响城市韧性的过程中,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创新能力发挥了中介作用;数字经济对城市韧性有正向的空间溢出作用。研究从数字经济与城市韧性关系方面拓展了数字经济理论和城市韧性理论的应用边界,揭示了数字经济对城市韧性的影响机制,为通过发展数字经济促进城市韧性提升提供理论依据。

构建“情境—连结—参与”分析框架,基于CLDS2016和多层次Logit模型研究发现:乡城移民的社区治理参与主要受社区社会空间而非社区物理空间影响。社区的底层聚集度和身份隔离度越高,反而越能促进移民参与,说明经济社会隔离并不必然像西方理论预设的那样致使移民迈向公共性孤立,也可能在特定的国家和社会条件下促进治理整合。社区的地位异质性和居住流动性过高会抑制移民参与,对邻里熟识、信任和互惠连结的差异化重构是社区异质性影响移民参与的重要过程机制。基于上述研究发现,从激活底层社区的参与治理潜能、增强混居型社区的邻里连结密度、加快乡城移民的安居帮扶进程等角度提出政策建议。

基于中国政治治理制度和土地制度,从理论上系统剖析土地资源错配对碳排放效率的内在影响逻辑,在此基础上借助Super-SBM模型对中国273个城市的碳排放效率进行测算,综合运用面板Tobit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土地资源错配对城市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土地资源错配抑制了城市碳排放效率提升,且这种负向作用在中西部城市、中小城市和资源型城市表现得更为突出。机制检验发现,抑制产业结构高级化转型、扭曲财政支出结构、阻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抑制企业绿色创新是四条重要的传导渠道。进一步分析表明,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和财政压力会强化土地资源错配对城市碳排放效率的抑制作用,而绿色绩效考核机制则弱化了土地资源错配的负向影响。

将同一城市开展创新型城市和低碳城市建设所形成的双试点政策看作一次准自然实验,使用渐进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双试点政策对城市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双试点政策能够对城市经济绿色发展产生协同作用,相较于单试点,双试点能更有效地促进城市经济绿色发展。机制检验结果显示,双试点政策主要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变迁两大途径来促进城市经济绿色发展。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双试点政策对经济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在不同地理位置、规模和资源禀赋的城市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进一步的分析结果显示,双试点政策对经济绿色发展具有空间溢出效应,能够带动邻近城市经济绿色发展;双试点政策在提高城市经济绿色发展综合水平的同时,能够在不牺牲经济增长的前提下促进减污降碳和提升能源效率。研究结论为优化试点政策结构、促进中国经济绿色发展转型提供了参考和启示。

使用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分析社区老年友好环境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其作用路径。结果表明:社区老年友好环境越好,即社区活动场所、设施的数量越多,社区养老服务供给的数量越多,社区尊老敬老氛围越好,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得分就越高,社区老年友好环境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直接作用。中介效应检验发现,社会适应水平在社区老年友好环境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中的中介效应显著,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12.25%。研究结果揭示了社区老年友好环境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为我国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建设老年友好社区以及提高老年人的主观福祉提供了有益启示。

在国内外多种压力冲击下,推动创新系统韧性演化成为我国应对环境变化的关键之举。基于系统演化思想剖析创新系统韧性的多维特征,梳理韧性视角下创新系统的演化过程,分析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制造业创新系统韧性的影响机制,并基于2011—2021年我国城市层面与制造业上市公司匹配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多样性、网络性、动态性和进化性是创新系统韧性的四维特征,“抵御冲击—吸收动荡—恢复功能—革新路径”为创新系统的演化进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制造业创新系统韧性的提升具有积极影响,且城市群城市较非城市群城市、高技术制造业较低技术制造业的正向作用更加明显,其主要传导路径是助推数字化转型、稀释资源配置效率。

基于协同治理理论,构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协同供给“基础要件—行动过程—产出结果”分析框架,以深圳市W社区为案例,基于2022年11月至2023年11月开展的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资料,分析超大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协同供给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各主体间的利益交叉与目标同构、行政和资源支持营造的外部环境以及社会资本和信任塑造的内在禀赋是协同供给达成的前提,多元主体通过征召与放权、培育与赋能、激励与反哺形成双向互动的协同供给过程。协同供给形成聚合力量,有效推进了社区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和社会资本培育,但也存在协同供给效率、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方面的问题。据此提炼出资源保障、党政统筹、赋权增能、志愿激励等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协同供给机制。以超大城市养老服务问题为切入点的研究及其结论,可一定程度上丰富协同治理理论的应用场景,也可为创新养老服务模式、破解城市养老难题提供参考。

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以城市数字化转型为研究切入点,探究二氧化碳与大气污染物的协同减排效应,并分析协同减排活动中的数字化扩张机制。研究发现:城市普遍存在二氧化碳与大气污染物的协同减排效应,且城际间协同减排效应存在较大差异;城市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扩大协同减排规模,其中,数据及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融合维度是助益协同减排的关键;城市数字化转型是碳减排引致大气污染物减排的重要扩张机制;城市数字化转型能够诱发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通过源头防控和末端治理增进协同减排效应,但城市数字化转型的规模效应不显著,其协同减排的过程控制渠道不畅通;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协同减排效应存在典型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特征异质性。

考察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时空差异并分析其影响因素,对精准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采用不平等指数、Kernel密度估计、马尔可夫转移概率矩阵、地理方差分解等方法对1997—2021年中国地级市、省域和七大区域空间单元的经济发展差异进行测度,并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经济发展差异在地级市、省域和七大区域空间单元都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地级市、省域和七大区域空间单元的经济发展水平均不断上升,而七大区域空间单元经济发展的演进趋势比地级市和省域空间单元更加复杂多样。地级市和省域空间单元人均实际生产总值的位序变动较大,竞争效应凸显,地级市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逐渐超过省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空间计量结果表明,市场经济改革、财政分权以及对外开放水平会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研究结论对于精准化制定区域发展政策、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城市群是制造业结构调整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空间载体。基于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城市群2011—2021年数据,从城市层面探讨数字经济对三大城市群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三大城市群的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影响。其中,数字经济对京津冀和长三角城市群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作用要大于对其合理化的影响作用,大湾区城市群的情况则相反。数字经济对三大城市群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存在非线性影响特征。劳动技能结构提升是数字经济促进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影响机制。数字经济对三大城市群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在数字基础设施水平、数字化应用水平、数字产业化水平和数字化发展环境等维度存在差异。各地应立足自身特色优势,完善城市群内部协调沟通机制,强化制造业产业链上下游协调联动,健全数字技术人才培养体系,促进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未来城市发展方向应当从单纯以环境为主体的可持续城市转向以人为本的乐活城市,“产城人”融合发展是走向乐活城市的必经之路。本文从“兴产业”“聚人气”“求安逸”三个维度构建强调短板制约的乐活城市指数,对我国252个城市的乐活城市建设现状进行评价。研究发现,全国乐活城市建设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大约70%的城市存在各种短板制约。根据乐活城市指数特征,将252个城市划分为产城融合型、公共服务型、新兴产业型、生活消费型、产城滞后型五个类型。产城滞后型城市又可依据短板制约因素及种类分为产城融合起步城市、民生保障短板城市、产业发展短板城市、工商业短板城市、产业民生短板城市和“产城人”短板城市等六个亚类。另外,经济发展、人口流动与乐活城市建设水平相互影响,乐活城市建设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同时作用于城市人口吸引力的提升。

基于2011—2021年中国专利申请微观层面数据和212个后发城市地级市层面数据,构建平衡面板数据,考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后发城市经济追赶的影响效应,并从城际创新合作视角探析该影响效应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有助于缩小后发城市与先发城市的相对经济差距,而且促进了后发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经济水平、地理区位等追赶情境差异均会影响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发挥经济追赶的助推效应。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城际创新合作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影响后发城市经济追赶的重要渠道。并且,城际创新合作机制呈现出普惠发展与质量提升的双重特征,从合作城市看,不论与先发城市还是后发城市进行创新合作,均能促进后发城市经济追赶,而从创新类型看,主要通过实质性创新合作而非策略性创新合作助推后发城市经济追赶。

在构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三阶段DEA模型测度2008—2021年我国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效率,并基于城市规模差异,进一步讨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效率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结果显示:首先,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效率在整体上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并表现出非均衡性。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效率呈现出快速提升的趋势,该效率在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则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其次,组内差距是非均衡性的主要来源,超大城市组内差距贡献率缓慢下降,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组内差距呈现出快速扩张的趋势。此外,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效率的提升有利于共同富裕的实现,但在不同城市规模条件下其作用效应表现不同,其对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表现为总体富裕效应,对大城市和中等城市表现为共享富裕效应,对小城市则无影响。最后,测算得到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效率共同富裕效应的最佳城市人口规模为167.10万—375.65万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以期为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在城市建设体系中的合理布局提供有益参考。

推动跨界通勤圈同城化发展是加快建设以超大城市为核心的现代化都市圈的主要抓手。以环京通勤圈为例,分析跨界通勤圈同城化发展存在的主要障碍,提出跨界通勤圈同城化发展需集成探索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下的新型管理机制、财税分享机制、事权下放机制、统一发展机制、市场化运营机制等,从“超大城市减量发展”转向“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从“行政区经济”转向“经济区经济”,从“以地铁为主导”转向“以市郊铁路为主导”,从轨道交通“单站开发”转向“全域TOD综合开发”,从“重产业、重居住”转向“重生活、重服务”,破解制约跨界通勤圈同城化发展的现实问题和体制壁垒,拓展大国首都新发展空间。

基于内部动力系统、外部动力系统构建城乡融合发展动力评价体系,运用BP神经网络模型对2020年我国成渝地区132个区县的城乡融合发展动力进行识别,根据识别结果提炼出城乡一体、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和收缩重构四种县域城乡融合类型,并针对不同融合类型提出差异化的城乡融合发展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成渝地区西部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较高,但对照全国情况来看没有明显优势。除成渝都市圈附近和成渝中轴城际交通走廊沿线的区县外,成渝地区大部分区县内部与外部动力均不足,城乡融合发展类型以收缩重构型为主。城乡一体型县域应按照“功能互补、生活等值”方式加强城镇与乡村的双向互促发展。以城带乡型县域应按照“以工代农、以城带乡”方式,利用城镇规模效应带动乡村外源发展。以乡促城型县域应按照“农业升级、以农促工”方式,通过农业链条延伸促进城镇涉农企业发展。收缩重构型县域应按照“择优发展、绿色发展”方式探索乡村有序重构和生态价值转化。研究结论可为成渝地区因地制宜推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