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构建数据要素市场化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理论框架基础上,以数据公共交易平台的建立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11—2021年我国28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基于双重机器学习方法分析其作用机制与调节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可有效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在异质性方面,数据要素市场化在高科教水平城市及一、二线城市中显著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而在低科教水平和三线及以下城市中无明显驱动效应。在作用机制方面,数据要素市场化通过引导市场整合、优化要素配置、重构创新范式等机制驱动新质生产力水平提升。在调节机制方面,数据要素市场化通过产业升级转型、数字人才集聚与外资利用等渠道进一步激发数据要素的新质生产力促进效应。基于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建议,即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力支撑。

近年来,“韧性”问题逐渐成为国内外城市研究和政策实践领域关注的热点,而现有文献关于城市韧性构建模式的讨论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为更好推进中国现阶段城市韧性建设研究与实践,基于比较制度分析理论,通过全球代表性城市的多案例比较发现,城市韧性构建在不同制度条件下展现出不同的特点,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是其核心区别。中国的“国家统合型”城市韧性建设模式是契合本国国情及本土制度环境的必然选择,同时也需要汲取他国城市韧性建设的有益经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韧性城市。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运用动态QCA方法,探讨现代海洋城市建设机制与分析框架,并对其建设阶段与建设路径进行分析识别。研究发现,在现代海洋城市建设行动者网络中,政府处于核心协调地位,通过设置阶段性强制通行点,明确行动者共同目标,并依托利益赋予、征召动员等转译机制,推动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等人类行动者与港口、海洋环境等非人类行动者形成动态联动的有机网络,建设进程普遍呈现以特定目标为导向的多阶段演进特征。动态QCA分析识别出两条具有普适性的高水平建设路径:路径1为“经济与财政—科技与教育—国际合作”模式,路径2为“海洋产业—科技与教育—环境缺失”模式。其中,科技与教育是两条路径的共同必要条件,经济与财政、国际合作、海洋产业则构成差异化支撑要素。不同禀赋城市呈现清晰的路径适配规律:上海、天津、广州、深圳等经济国际化导向型城市,因其经济基础与开放优势,主要依托路径1构成主流发展模式;青岛、福州、大连等海洋产业基础较强的城市,高水平建设初期多依托路径2达成建设目标。

基于超大城市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的政策趋势与现实需要,在复杂适应系统理论(CAS)视域下,聚焦超大城市灾害韧性的生成机制及治理实践,运用“自我建构—自我评估—自我优化”三阶段框架,分析城市适应性主体灾害应对机制的生成过程。研究发现,超大城市是由巨量城市适应性主体聚集而成的复杂系统,其灾害韧性源于微观城市主体灾害应对规则的持续优化与整体涌现。当前,超大城市治理模式面临乘数效应放大风险、宏观规划忽视基层能动性以及侧重“硬韧性”轻视“软韧性”等困境,有必要加快推动以适应性主体为中心的治理转向,提高超大城市灾害韧性治理综合效能。基于研究结论,从观念转向、制度转向、技术转向三个方面提出激发微观主体的能动作用、形成动态演化的制度设计、构建多层级—多主体联动体系等对策建议,以期为超大城市灾害韧性治理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践支撑。

针对城市数字变革对政务服务效能的提升作用,结合数字生态系统与动态能力理论,采用动态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分析2018—2021年我国32个城市的数据,结果显示,政务服务效能提升依赖于技术、制度、组织与外部环境的综合互动,高绩效政务服务依赖于地区特定的策略选择,东部地区应强化技术创新和政策试验,中西部地区则需加强制度建设和资源整合。强调理念驱动制度与技术的双轮运转对于政务服务现代化的重要性,并提出了深化全过程人民民主和激活西部地区数智潜力的政策建议,为城市数字变革及政务服务优化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为梳理城市韧性研究的国际前沿进展情况,构建过程视角下的城市韧性概念框架,采用PRISMA标准化系统综述方法,对2016—2024年国际城市领域权威期刊中相关文献的发文时间、发文数量和研究主题进行聚类分析。研究发现,近年来,学术界对城市韧性的研究以治理、物质和能量流、基础设施和形态、社会经济动态四大城市子系统为脉络展开,最新进展聚焦于多元治理网络、城市代谢循环能力、可持续性基础设施以及人本理念的应用等主题。未来研究应重点关注韧性评估框架的标准化与本土适用性、创新数据和方法的驱动、脆弱地区与弱势群体、韧性构建与可持续发展协同以及全球协同治理网络等方向,以期为建设更加公正、包容和可持续的韧性城市提供科学支撑。

绿色金融政策是环境经济政策中金融和资本的市场手段,也是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以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设立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7—2020年我国长江经济带10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面板分位数回归等计量方法,系统考察绿色金融政策对城市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及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政策的实施显著提升了长江经济带的城市环境治理效率,这一结论在经过动态效应检验、安慰剂检验、更改样本匹配方法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绿色金融政策通过缓解资源错配、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及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城市环境治理效率。异质性分析发现,在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区域综合实力较强、环境治理效率较低的城市中,绿色金融政策对城市环境治理效率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

城市群是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重要依托。以“城市对”的经济同步性为切入点,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整合构建2008—2021年我国地级市、微观企业和流动人口面板数据集,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城市群发展对城市经济同步性的影响并探究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城市群发展具有城市经济同步效应,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城市群发展主要通过增强城市创新同步、促进要素配置趋同以及刺激虚拟集聚扩张三个渠道提升城市间的经济同步性效应。进一步分析中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并利用人口流动数据再次验证了研究结论。研究结论可为评估城市群发展对城市关系的影响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十年来,京津冀三地在非首都功能疏解、“两翼”建设以及交通、生态、产业等重点领域取得了重要成效。进入新阶段,在肯定成绩、提振信心的同时,还要直面问题,有新担当、新作为。习近平总书记“现代化都市圈”的提出是对城市及城市群发展规律认识的一次飞跃,对进一步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当前,应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为突破口,聚焦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重点、难点、痛点问题,开展探索,完善条件,实现突破并积累经验,切实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走实走新。

基于政策升级视角,利用2011—2019年中国28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和三重差分模型,分析信息惠民国家试点政策升级为“互联网+政务服务”试点政策对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信息惠民国家试点政策能够显著促进城市在政府治理与民众生活方面的数字化转型,但对数字经济的影响不显著。在试点政策升级后,政策的实施实现了以上三个维度的城市数字化转型发展。试点政策升级前后对外围城市和中等公共服务水平城市产生了持续作用,有效推动了城市数字化转型。在试点政策升级前后,资源配置效率与对外开放水平均在政策的城市数字化转型影响中起到正向的调节作用。

城市房地产市场分化需警惕波动传播风险。基于网络视角分析房价“涟漪”效应及其网络结构特征,并对老旧小区改造政策实施进行政策效应的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城市房价趋势引导、波动传播模式及其机制路径与集群分布均存在显著差异,城市房价趋势变动具有经济与地域集群特点,以一线城市为主体的大型综合城市集群发挥全局引领作用。房价波动“涟漪”网络存在城市能级隔离,但区域间连接紧密。二线城市房价波动传播中介与净溢出影响显著,中东部地区是“涟漪”净溢入区域,东北和西部地区是房价波动双向循环区域。老旧小区改造对城市房价的波动溢入风险具有抑制作用,说明现阶段的城市更新政策有助于阻断房价波动风险传播,一定程度上可增强房地产市场发展韧性。

地方政府所处的激励结构会通过影响注意力配置及动机分化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调整模式造成影响。从政府行为逻辑的视角,基于“激励—注意力—动机—行为”理论框架,实证分析人口老龄化对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规模与结构均具有显著作用,其调整模式呈现出“经济财税型”与“公共服务型”的双重特征。在应对老龄化过程中,财税激励使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调整偏向“经济财税型”,注重短期效果;晋升激励使“公共服务型”动机占据更高权重,但偏向于短期和可视性。进一步分析发现,更高的老龄化及注意力水平推动“经济财税型”动机向提升长期人力资本转变,“公共服务型”动机向满足青年安居、生育、养老需求发展,并引起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规模的收缩。建议细化地方政府考核标准,统筹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持续优化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结构,充分挖掘“银发资源”,以有效的制度供给打破“未备先老”困境,使基本公共服务有效充分供给,推动老龄社会高质量发展。

基于2018年1月—2024年3月WOS收录的SSCI发文文献库中以城市为主题的文献,运用Citespace进行文献可视化分析,并进一步从高影响力学术期刊中提炼主题进行文献述评。可视化结果确定了智慧城市、城市韧性等研究热点及机器学习等新兴研究方法,并从时序、国别两个维度展现了城市前沿性研究的现状。将城市研究前沿性主题归纳总结为城市理论与模型创新,交通、能源与城市运营,集聚、创新与人口流动,城市更新、土地规划与城市网络,绿地绿化、环境生态与可持续发展,人居属性与城市名片设计,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对城市的影响与城市韧性,数字技术与智慧城市八个方面。研究结果表明,目前,国际前沿性城市研究快速更新且不断扩大范围,城市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融程度不断增强,在定量分析方面实现了综合性与技术性的提升,在定性分析方面实现了严谨性与全面性的完善,呈现“旧”题“新”做、“散”题“合”做、“新”题“巧”做等特征。基于研究结论,探索城市前沿选题、研究方法的演进趋势,提出建议与前瞻性展望。

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数字化转型成为其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必然选择。以2012—2020年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及其在城市间的异质性表现。研究结论表明,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企业发展质量。数字化转型的积极影响在数字基础设施更完善、人力资本水平更高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更大的城市中表现更为突出。中介机制检验表明,创新能力在数字化赋能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数字化转型有望成为支撑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未来应在制度环境和数字基础设施等软硬件建设方面加大投入力度,为数字经济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全域共富的现代化,实现全域共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在全域共富视域下,推动高质量发展既需要培育动力源体系,也需要培育区域增长极体系。在“十五五”乃至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应立足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以城市群、都市圈、中心城市为主体,构建复合型的区域增长极体系。既要实行多措并举,充分发挥重点区域增长极作用,又要统筹处理好重点区域增长极与其他区域增长极的关系,重视发挥其他区域增长极的作用。

以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为政策背景,基于2000—2018年环首都地区县域层面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和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植树造林对人均GDP、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PM_2.5浓度及二氧化硫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环首都地区的植树造林显著提高了人均GDP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降低了PM_2.5浓度和二氧化硫排放强度,表明京津风沙源治理中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可以兼顾,这一结论在选择“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作为准自然实验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强环境政策冲击会推动地区经济与环境质量的短期提升,但作用的长期可持续性需要加强。此外,强环境政策冲击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带动效应存在明显的时间滞后性。

基于价值共创互动性、互惠性、目标性的概念内涵,从塑造价值愿景、促进公民参与、丰富实践路径等方面论证其驱动作用,进而构建“价值—组织—技术”理论框架,用以呈现数字政府的未来图景。研究发现,价值共创驱动的数字政府建设有助于彰显提升行政效率、精准匹配需求和增进社会公平的价值使命,促进政府的组织内部运作、组织间关系和组织外部环境的变革,并通过技术赋权、技术赋能和技术赋智机制发挥作用。通过对中国情境下的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归纳价值共创驱动数字政府建设的智能型、互动型、自主型和收集型实践模式,以期为相关议题的讨论提供理论借鉴与行动方案。

智慧城市建设是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重塑城市发展模式,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探索。基于2006—2016年我国城市面板数据,从全球价值链(GVC)攀升这一新视角考察了智慧城市建设的政策效应,并探讨其相关机制。研究发现:智慧城市建设有助于提升我国城市全球价值链地位,这一作用在试点当年即发生,且表现出逐年循环累积的现象。机制检验表明,智慧城市建设主要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激发城市创新和优化人力资本结构三种途径释放出政策红利。智慧城市建设的政策效应存在非均衡特征,大中型城市、中西部城市以及一般行政等级的城市更易于释放出后发优势。

未来城市发展方向应当从单纯以环境为主体的可持续城市转向以人为本的乐活城市,“产城人”融合发展是走向乐活城市的必经之路。本文从“兴产业”“聚人气”“求安逸”三个维度构建强调短板制约的乐活城市指数,对我国252个城市的乐活城市建设现状进行评价。研究发现,全国乐活城市建设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大约70%的城市存在各种短板制约。根据乐活城市指数特征,将252个城市划分为产城融合型、公共服务型、新兴产业型、生活消费型、产城滞后型五个类型。产城滞后型城市又可依据短板制约因素及种类分为产城融合起步城市、民生保障短板城市、产业发展短板城市、工商业短板城市、产业民生短板城市和“产城人”短板城市等六个亚类。另外,经济发展、人口流动与乐活城市建设水平相互影响,乐活城市建设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同时作用于城市人口吸引力的提升。

在全球经济格局重构的背景下,推进蓝色经济合作已成为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力量。粤港澳大湾区与东盟国家之间的蓝色经济合作具有巨大的潜力和广阔的前景。采用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粤港澳大湾区—东盟国家区域间蓝色经济合作的空间关联性及其网络结构,分析具备合作潜力的海洋产业和蓝色经济的转型压力,探讨粤港澳大湾区与东盟国家在蓝色经济领域的合作趋势与路径。研究发现,合作区蓝色经济关联网络密度整体偏低,超过三分之二的蓝色经济联系尚具有较大开发潜力。泰国、粤港澳大湾区和印度尼西亚在合作区蓝色经济网络中处于核心位置,是合作区内蓝色经济发展的“引领者”;越南、新加坡、菲律宾和柬埔寨在合作网络中处于边缘位置,是区域蓝色经济合作的“追随者”。合作区内各节点网络强度差异较大,表明区域内蓝色经济合作处于非均衡状态,一体化水平有待加强。同时,凝聚子群分析结果显示,完善合作机制、搭建合作平台对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与东盟国家的蓝色经济合作具有重要作用。基于研究结论,提出进一步发挥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作用、推进构建粤港澳大湾区—东盟蓝色经济伙伴关系的政策建议。

考察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时空差异并分析其影响因素,对精准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采用不平等指数、Kernel密度估计、马尔可夫转移概率矩阵、地理方差分解等方法对1997—2021年中国地级市、省域和七大区域空间单元的经济发展差异进行测度,并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经济发展差异在地级市、省域和七大区域空间单元都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地级市、省域和七大区域空间单元的经济发展水平均不断上升,而七大区域空间单元经济发展的演进趋势比地级市和省域空间单元更加复杂多样。地级市和省域空间单元人均实际生产总值的位序变动较大,竞争效应凸显,地级市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逐渐超过省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空间计量结果表明,市场经济改革、财政分权以及对外开放水平会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研究结论对于精准化制定区域发展政策、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基于我国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回归方法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间经济差距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整体来看,在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缩小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之间的经济差距。在这一过程中,改善要素错配是重要的作用路径。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相比于产业结构升级水平较低和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水平较高和人力资本水平较高城市的积极作用更加显著。同时,数字经济发展对“宽带中国”试点城市的作用程度也明显强于非试点城市。此外,拓展性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间经济差距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倒“U”型特征。进一步对拐点进行计算发现,在长三角地区,仍有一些城市位于曲线左侧,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未能对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间经济差距发挥积极的缩减效应。基于此,提出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持续优化要素市场配置机制、积极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等政策建议。

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宏观层面上重构了县城在城镇体系中的功能定位,是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方向性调整,将深刻改变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图景。运用质性分析方法,以政策文件和相关文献为主要依据,在系统梳理县城定位沿革和审视其载体功能的基础上,对未来城镇化格局走向做出预测,提出大城市、县城、乡村相衔接的三级梯度格局构想。三级梯度的有效衔接,既有利于构建更合理的城镇空间结构体系,促进各类要素在“城—县—乡”之间高效流动、均衡配置,还有利于在大城市和乡村之间形成一个过渡性、缓冲性的社会场域和治理地带,对全面提升城镇化文明成果覆盖范围和质量具有重要价值。因此,有必要通过优化空间规划理念、普及城市生活方式、构建现代化产业网链、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等方式加强县城建设,强化三级梯度格局,充分释放其促进城镇化质量提升的结构性潜能。

公益创投是培育社会组织的创新手段,是实现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一环。构建“资源—组织—环境”分析框架,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讨城市公益创投的影响因素与驱动模式。研究发现,技术支撑、资金投入、运作平台、交流学习、政策支持和社会协同等要素的联动耦合形成七个促成公益创投的条件组态,体现为四种公益创投驱动模式,即“资源—组织”二维驱动模式、“组织—环境”二维驱动模式、“资源—组织—环境”联合驱动模式和“资源—环境”二维驱动模式。其中,资金投入是多个条件组态的核心条件。研究结论有助于厘清公益创投的影响因素与驱动模式,为理解城市差异化公益创投驱动模式提供参考,对推动公益创投的整体发展有所启益。

自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京津冀地区充分发挥教育、科技、人才等优势,协同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取得了明显进展和显著成效。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加快集聚,战略性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发展,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基底进一步夯实,营造形成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良好环境。面向未来,京津冀地区首先要发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优势,聚焦“国家所需、地方所能”,打造全国新质生产力发展先行区、示范区。其次,要依托城市群和三大都市圈区位优势,优化新质生产力战略布局,协同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此外,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协同打造绿色生产力发展高地。最后,要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率先探索同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为全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先行示范和强大支撑。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十年来,京津冀协同发展在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交通一体化水平提升、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以及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两翼”建设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但仍面临京津冀占全国经济份额下降、区域内部差距扩大以及区域空间结构有待优化等新问题。下一个十年,京津冀地区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的最新要求实现新作为,努力建设成为经济发达、结构优化、联系紧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同富裕的、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

对照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和《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的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的任务和要求,我国城市体系还存在若干不足,表现为:超大特大城市规模过大和辐射带动力不强;小城市规模小,受大城市虹吸明显;城市间专业化分工协作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公共服务与环境治理一体化任重道远;城际治理不协同成为现代化城市体系建设的制约瓶颈;城市体系空间组织不完善。城市体系优化方向应定位为促进城市之间的规模协调、功能互补、治理协同和空间高效。规模协调是基础,背后是功能互补,两者均以治理体制协同为前提,城市体系的高效运行还需要以运行有序的空间组织为支撑。在优化措施上,应多策并举,提高超大特大城市承载力;创新引领,增强大城市辐射带动能力;因地制宜,大力发展中小城市;深化功能,促进城市间专业化分工协作;治理创新,为现代城市体系建设提供体制保障;完善尺度,提高城市体系的资源空间配置效率。

在系统研判外部形势变化及其对北京影响的基础上,分析了“十五五”时期北京在经济增长、科技创新、人口结构、京津冀协同发展等重点领域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提出了增强经济增长动能的多样性、提升平原地区要素集聚能力及其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构建科技领军企业牵头的创新联合体、从人口规模调控转向人口结构与布局调整、深化京津冀创新链和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以京津雄“创新三角”为核心推动京津冀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等应对策略。

改造和利用既有国铁资源发展市郊铁路是解决超大城市人口及功能过度集中、引领城市空间布局优化、促进“1小时通勤圈”建设的有效手段。以环北京通勤圈建设为例,从空间布局、交通支撑、功能引导、机制保障四个层面提出市郊铁路引领超大城市“1小时通勤圈”建设的框架模式。提出构建“轨道通勤走廊＋自立型城市圈”的通勤圈新空间结构,形成梯度合理的“中心—外围”圈层布局;补齐市郊铁路通勤出行短板,支撑通勤圈的快速通勤需求;推动高端服务功能落地通勤圈,避免简单化的产业功能承接;探索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解决通勤圈一体化管理、建设、发展等核心问题。

利用2010—2023年我国158个收缩型城市数据,运用适配性综合评价模型探讨城市政府债务与经济发展的适配性及其成因。研究表明,城市政府债务与经济发展的适配性总体较差,适配水平以极不适配和较不适配为主,各地区的适配水平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中部、东部、东北和西部地区。在时序变化上,除中部地区外,其余地区均呈现出下降趋势。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较强的集聚特征,极不适配城市密集分布在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地区以及山东、湖南两省,较为适配城市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收缩型城市政府债务与经济发展的适配类型可划分为挖潜发展、集约扩张、低效扩张和粗放扩张四类。在成因方面,自然资源与区位禀赋、经济基础与产业结构、管理体制与政策因素的影响,城市收缩产生的较高的财政支出刚性和维持压力,投资回报率低和内需下降引发的财政收入疲软导致的地方财政收支失衡,使得收缩型城市政府债务与经济发展未能形成良好的适配关系。

在国内外多种压力冲击下,推动创新系统韧性演化成为我国应对环境变化的关键之举。基于系统演化思想剖析创新系统韧性的多维特征,梳理韧性视角下创新系统的演化过程,分析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制造业创新系统韧性的影响机制,并基于2011—2021年我国城市层面与制造业上市公司匹配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多样性、网络性、动态性和进化性是创新系统韧性的四维特征,“抵御冲击—吸收动荡—恢复功能—革新路径”为创新系统的演化进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制造业创新系统韧性的提升具有积极影响,且城市群城市较非城市群城市、高技术制造业较低技术制造业的正向作用更加明显,其主要传导路径是助推数字化转型、稀释资源配置效率。

利用熵值法、时空地理加权模型等方法探索不同类型收缩城市收缩特征因子对土地利用碳排放的影响作用及影响差异性,得到以下结论:首先,建设用地转入是收缩城市土地利用碳排放的主要来源,林地、草地的减少增加了碳排放压力。其次,不同类型收缩城市碳排放呈现不同规律,其中资源依赖型、综合型城市碳排放在2010年达到峰值后呈下降趋势,并于2015年重新进入增长状态;虹吸型、区位制约型城市碳排放呈现持续增长趋势。最后,城市显著的收缩特征因子也是影响城市碳排放的主要驱动因子,随着时间的发展,收缩现象从人口收缩转为多维度收缩,同时收缩城市碳排放驱动因子影响趋势从人口维度转向经济、投资维度。

推动跨界通勤圈同城化发展是加快建设以超大城市为核心的现代化都市圈的主要抓手。以环京通勤圈为例,分析跨界通勤圈同城化发展存在的主要障碍,提出跨界通勤圈同城化发展需集成探索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下的新型管理机制、财税分享机制、事权下放机制、统一发展机制、市场化运营机制等,从“超大城市减量发展”转向“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从“行政区经济”转向“经济区经济”,从“以地铁为主导”转向“以市郊铁路为主导”,从轨道交通“单站开发”转向“全域TOD综合开发”,从“重产业、重居住”转向“重生活、重服务”,破解制约跨界通勤圈同城化发展的现实问题和体制壁垒,拓展大国首都新发展空间。

利用1999—2021年我国28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文明城市评选政策的环境效应。研究发现,文明城市评选政策的实施显著降低了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强度和工业废水排放量。文明城市评选政策通过源头防治与末端治理提升城市减排治污水平。其中,末端治理主要表现为提高污染治理水平和环境设施投资水平,源头防治主要表现为技术创新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和人力资本效应。此外,文明城市评选政策的环境效应因城市人口规模、海陆位置、区域分布、行政等级和历史底蕴的不同而产生差异。基于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建议,以期深化文明城市评选的政策效果,拓宽提升城市减排治污效率的路径。

基于协同治理理论,构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协同供给“基础要件—行动过程—产出结果”分析框架,以深圳市W社区为案例,基于2022年11月至2023年11月开展的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资料,分析超大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协同供给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各主体间的利益交叉与目标同构、行政和资源支持营造的外部环境以及社会资本和信任塑造的内在禀赋是协同供给达成的前提,多元主体通过征召与放权、培育与赋能、激励与反哺形成双向互动的协同供给过程。协同供给形成聚合力量,有效推进了社区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和社会资本培育,但也存在协同供给效率、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方面的问题。据此提炼出资源保障、党政统筹、赋权增能、志愿激励等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协同供给机制。以超大城市养老服务问题为切入点的研究及其结论,可一定程度上丰富协同治理理论的应用场景,也可为创新养老服务模式、破解城市养老难题提供参考。

在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双重发展目标下研究数字经济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更具现实意义。通过对中国27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11—2019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城市的碳排放效率,趋于分散或多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也有利于碳排放效率的提升,且城市的多中心结构有助于数字经济发挥其对碳排放效率的提升作用。城市地理区位、资源禀赋条件、产业政策支持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东部或南方地区、非资源型城市、“大数据”试点城市,城市多中心结构更能助力数字经济发挥其提升碳排放效率的作用。由此,提出产业发展政策、城市空间规划等方面的政策建议。

根据城市韧性理论和数字经济理论,构建数字经济对城市韧性影响机制模型,利用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10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城市韧性的影响效应与中介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城市韧性水平提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数字经济影响城市韧性的过程中,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创新能力发挥了中介作用;数字经济对城市韧性有正向的空间溢出作用。研究从数字经济与城市韧性关系方面拓展了数字经济理论和城市韧性理论的应用边界,揭示了数字经济对城市韧性的影响机制,为通过发展数字经济促进城市韧性提升提供理论依据。

构建“情境—连结—参与”分析框架,基于CLDS2016和多层次Logit模型研究发现:乡城移民的社区治理参与主要受社区社会空间而非社区物理空间影响。社区的底层聚集度和身份隔离度越高,反而越能促进移民参与,说明经济社会隔离并不必然像西方理论预设的那样致使移民迈向公共性孤立,也可能在特定的国家和社会条件下促进治理整合。社区的地位异质性和居住流动性过高会抑制移民参与,对邻里熟识、信任和互惠连结的差异化重构是社区异质性影响移民参与的重要过程机制。基于上述研究发现,从激活底层社区的参与治理潜能、增强混居型社区的邻里连结密度、加快乡城移民的安居帮扶进程等角度提出政策建议。

基于中国城市碳排放清单,利用可视化方法刻画资源型城市碳排放强度的时序特征与空间特征,并采用变异系数双维分解和QAP分析方法全面考察中国资源型城市碳排放强度空间差异的双维结构及驱动因素。结果显示:首先,资源型城市碳排放强度表现出显著的下降趋势,降碳效果存在“叠加效应”。其中,衰退型资源型城市碳排放强度居于首位,其降幅显著高于其他类型城市,成长型、成熟型和再生型资源型城市碳排放强度依次降低。其次,资源型城市碳排放强度呈现出显著的空间非均衡特征,且这种非均衡性随时间变化而发生动态演变。从区域结构来看,区域内差异是资源型城市碳排放强度差异的主要来源。从碳源结构来看,工业碳排放强度差异是决定总体差异和变化趋势的主要力量。再次,从区域和碳源双维结构来看,成熟型和成长型资源型城市的区域内工业碳排放强度差异先后成为总体差异最显著的贡献来源。最后,产业结构差异、环境规制差异、金融发展差异、土地城市化差异对碳排放强度总体差异的正向影响依次减小,各驱动因素对碳排放强度差异的贡献和影响均存在地区异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