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期目录

  • 全选
    |
    本刊特稿
  • 本刊特稿
    狄乾斌, 朱振宇, 陈小龙, 高梦凡
    摘要 ( ) PDF全文 ( )   可视化   收藏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运用动态QCA方法,探讨现代海洋城市建设机制与分析框架,并对其建设阶段与建设路径进行分析识别。研究发现,在现代海洋城市建设行动者网络中,政府处于核心协调地位,通过设置阶段性强制通行点,明确行动者共同目标,并依托利益赋予、征召动员等转译机制,推动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等人类行动者与港口、海洋环境等非人类行动者形成动态联动的有机网络,建设进程普遍呈现以特定目标为导向的多阶段演进特征。动态QCA分析识别出两条具有普适性的高水平建设路径:路径1为“经济与财政—科技与教育—国际合作”模式,路径2为“海洋产业—科技与教育—环境缺失”模式。其中,科技与教育是两条路径的共同必要条件,经济与财政、国际合作、海洋产业则构成差异化支撑要素。不同禀赋城市呈现清晰的路径适配规律:上海、天津、广州、深圳等经济国际化导向型城市,因其经济基础与开放优势,主要依托路径1构成主流发展模式;青岛、福州、大连等海洋产业基础较强的城市,高水平建设初期多依托路径2达成建设目标。
  • 城市建设与发展
  • 城市建设与发展
    张杰, 孙斌栋
    摘要 ( ) PDF全文 ( )   可视化   收藏
    鉴于当前地域分工实践已转向依托产业链供应链的新型分工形式,相关研究仍侧重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差异度量,制约了城际分工政策的优化更新。以我国12个城市群为研究单元,结合2009—2022年上市公司供应链数据,从上下游联系视角揭示了城市群功能分工格局,实证检验了功能分工模式对城市群经济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非集中化的上下游分工模式有助于城市群经济绩效的提升,其作用机制在于多元化城市参与分工所带来的供应链生产要素配置的优化和上下游市场互借规模的扩大。相关多样化在功能分工影响城市群经济绩效的过程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相同产业门类的上下游企业联系增强了非集中化分工模式的经济绩效。城市群经济基础和一体化水平是影响分工绩效的重要因素,非集中化分工模式对沿海城市群和优化提升型城市群经济绩效的促进作用分别大于内陆城市群和发展壮大型城市群。研究结论有助于丰富功能分工在联系维度的理论内涵,并为城市群区域一体化提供政策启示。
  • 城市建设与发展
    吴昊, 李浩
    摘要 ( ) PDF全文 ( )   可视化   收藏
    基于外部性理论,以SARS疫情、国际金融危机和中美贸易摩擦为冲击事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对2000—2023年我国25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技术多样化能显著提升城市经济韧性,且在遭遇冲击时提升效果更为明显。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优化是技术多样化提升城市经济韧性的主要作用机制,市场规模与信息网络发展能增强这种提升作用。拓展分析表明,在高新技术领域和中高技术领域,技术多样化结构有利于提升城市经济韧性,专业化结构的作用在传统技术领域更为有效。东部、中部地区以及大城市、特大和超大城市更适合多样化结构,西部地区以及中小城市更适合专业化技术结构。技术多样化对城市经济韧性的提升作用存在门槛效应。研究结论可为城市因地制宜制定技术发展策略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依据。
  • 经济与社会
  • 经济与社会
    卢现祥, 龙泽美
    摘要 ( ) PDF全文 ( )   可视化   收藏
    政策引导的产业空间再配置能够有效缓解供给侧资源约束,为内需持续增长提供结构性支撑,从而成为增强经济韧性的核心驱动力,形成“产业承接—内需激活—韧性提升”的良性互动机制。将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政策视作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10—2023年我国城市层面数据,运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评估该政策对城市经济韧性的作用效果。研究发现,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政策的实施能够显著提升城市经济韧性水平。机制分析显示,该政策通过促进居民消费、扩大企业投资并强化两者间的协同效应提升了城市经济韧性水平。异质性分析显示,产业承接的效果高度依赖承接城市的配套能力,基础设施、政策服务和产业生态配套水平越高的城市,该政策对城市经济韧性的提升作用越明显。据此提出以高质量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强化内需激活效应,持续提升城市经济韧性的对策建议。
  • 经济与社会
    桑园, 张新文
    摘要 ( ) PDF全文 ( )   可视化   收藏
    基层治理创新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增强基层治理创新的可持续性已成为基层治理研究的核心议题。基于注意力分配理论,构建“注意力驱动—社会参与—资源支持”分析框架,以民政部2021年度全国基层治理创新典型案例为样本,采用fsQCA方法实证分析基层治理创新可持续性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官员注意力和民众支持度是基层治理创新可持续性的核心条件。任一条件均无法单独构成基层治理创新可持续性的必要条件,各因素需协同联动才能有效推动可持续创新。基层治理创新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包括党建引领型、政社合作型、资源支持型,并在多因素联动下推动可持续创新。“注意力驱动—社会参与—资源支持”三元动态耦合机制是创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机制。推动基层治理创新的可持续性发展,应构建“注意力延续”的长效机制,持续加强党建引领,激发社会参与的内源性动力,筑牢基层创新资源基础,夯实三元动态耦合机制。
  • “双碳”目标与城市绿色转型发展
  • “双碳”目标与城市绿色转型发展
    陈晓兰, 孟庆港, 于龙光
    摘要 ( ) PDF全文 ( )   可视化   收藏
    基于边际减排成本视角,在数据包络分析框架下,利用对偶理论对2011—2022年我国275个城市的减污降碳协同潜力进行实证考察,并借助空间Markov链、Dagum基尼系数及QAP方法,探究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演进规律、区域差异及驱动机制。研究发现,减污降碳协同治理能够同时降低大气污染和二氧化碳的边际减排成本,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在不同地区和城市间存在“减污受阻、降碳滞后”的协同现象。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发展趋势较为稳定,存在“等级锁定”和空间俱乐部收敛现象。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空间差异特征明显,呈现“中心引领—边缘追赶”的“凸”型区际格局,超变密度和区域间差异是非均衡性持续增强的主要原因。缩小地区降碳效应差异是推动减污降碳区域协调发展的根本动力,产业结构、对外开放、人口密度和经济发展等外部差异对协同效应差异的正向影响依次减小,各驱动因素的作用强度和方向均存在地区异质性。
  • “双碳”目标与城市绿色转型发展
    陈宇, 王洛忠
    摘要 ( ) PDF全文 ( )   可视化   收藏
    采用双重差分和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究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提升碳排放效率的多维路径。首先,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测量碳排放效率。基于2009—2021年我国279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提升碳排放效率的政策净效应。其次,从政策工具视角构建分析模型,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探究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提升碳排放效率的多维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实施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显著提升了试点地区的碳排放效率,试点地区人均碳排放效率的提升效果优于整体碳排放效率的提升效果。从政策的动态效应看,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碳排放效率的提升效应具有长效性,政策执行效果持续增强,但也表现出一定的波动性,试点政策对试点地区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呈现倒“U”型趋势。不同类型政策工具的作用效果存在差异,产业结构调整是低碳试点政策提升碳排放效率的基础性工具,碳权市场交易机制对低碳试点政策提升碳排放效率产生叠加效应。多种类型政策工具的联合效应是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提升碳排放效率的主要作用机制,在提升路径上存在权威规制、公众规制和多元协同规制三种模式。
  • 首都超大城市治理理论与实践
  • 首都超大城市治理理论与实践
    吴家臣, 杜志章
    摘要 ( ) PDF全文 ( )   可视化   收藏
    基于超大城市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的政策趋势与现实需要,在复杂适应系统理论(CAS)视域下,聚焦超大城市灾害韧性的生成机制及治理实践,运用“自我建构—自我评估—自我优化”三阶段框架,分析城市适应性主体灾害应对机制的生成过程。研究发现,超大城市是由巨量城市适应性主体聚集而成的复杂系统,其灾害韧性源于微观城市主体灾害应对规则的持续优化与整体涌现。当前,超大城市治理模式面临乘数效应放大风险、宏观规划忽视基层能动性以及侧重“硬韧性”轻视“软韧性”等困境,有必要加快推动以适应性主体为中心的治理转向,提高超大城市灾害韧性治理综合效能。基于研究结论,从观念转向、制度转向、技术转向三个方面提出激发微观主体的能动作用、形成动态演化的制度设计、构建多层级—多主体联动体系等对策建议,以期为超大城市灾害韧性治理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践支撑。
  • 城市瞭望
  • 城市瞭望
    李嘉美, 谢晖
    摘要 ( ) PDF全文 ( )   可视化   收藏
    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力量,数字经济正在深刻改变传统经济结构与社会发展方式,不仅推动了经济高质量增长,也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新路径和新动能。运用双重差分法,基于2011—2021年我国286个城市的平衡面板数据,系统考察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因果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是推进共同富裕必不可少的动力引擎,具有基础性、结构性和战略性的重要影响与作用,但数字鸿沟与平台垄断风险等需引起高度关注。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对策建议:数字基础设施下沉有助于推动区域均衡发展,助力东中西部共享发展成果;数字经济的“包容性增长”特征有助于缓解收入差距;需加强制度建设,提升数字治理能力;应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