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是我国在当前“卡脖子”外部环境下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的关键举措。利用地理距离与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构建市场可达性指标，基于2008—2023年我国28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考察市场可达性对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市场可达性促进了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市场可达性通过深化专业化分工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地区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水平。在北方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低地区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低地区，市场可达性的创新激励效应更加显著。优化产品出口通道、借助财政科教支出的赋能作用，有助于进一步发挥市场可达性对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积极影响。环境污染不利于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阻碍市场可达性对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基于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建议，以期为市场可达性促进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提供理论解释，为依托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充分释放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提升创新效率提供学理依据与实践支撑。
优化海洋产业空间布局是驱动沿海城市绿色转型的核心议题。基于微观涉海企业地理信息，利用核密度估计精确测度2010—2023年我国51个沿海城市的海洋产业空间集聚度，并构建兼顾陆海双重维度的绿色经济效率指标，实证检验二者的非线性关系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海洋产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呈倒“U”型影响，且存在显著的产业异质性，第二产业拐点较早，第三产业可持续阈值更高，而第一产业效应不显著。机制分析表明，规模效应、蓝色技术效应和空间配置效应是重要的传导路径，但三者在不同产业间呈现出明显的分化特征。调节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政府海洋经济政策注意力强化了集聚后期的边际递减效应，使倒“U”型曲线更陡峭，而数字经济发展则通过缓解拥挤成本使倒“U”型曲线趋于平缓。这一研究有助于为突破陆域集聚理论局限、制定差异化的海洋空间治理政策提供微观经验依据与决策参考。
基层治理智能化是提升治理效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路径，而技术赋能失衡催生的新型参与壁垒制约了多元共治与精准服务目标的实现。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对我国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根数据库”治理模式进行分析，构建需求驱动与技术嵌入协同的参与壁垒化解框架。研究发现，化解参与壁垒需坚持需求驱动的核心原则，需求驱动的实践机制遵循需求共识、需求共生、需求共增的递进逻辑。技术嵌入路径则依托敏捷响应、柔性治理、缓冲机制三大赋能机制协同发力。需求驱动为技术嵌入提供价值指引与资源基础，技术嵌入通过本土化适配等为需求满足提供实操路径。同时，存在需求驱动响应效能衰减和技术嵌入适配性失衡风险，需通过强化跨部门协同、提升基层需求转化能力、优化参与渠道、推动技术扎根实践等措施进行应对。
以国家超算中心的设立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5—2023年我国280个地级市数据，采用多期DID与QCA方法探讨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提升了城市创业活跃度，该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且这种作用在高市场潜力城市、中西部地区、资源错配高的城市更为明显。机制检验发现，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通过创新供需赋能效应、治理优化效应和人力要素重组效应系统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从组态视角看，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赋能城市创业活跃度存在技术—金融双驱型、人才—生态内生型、要素—治理协同型三条路径。研究结论可为布局算力基础设施、激活城市创业活力提供理论解释与实证依据。
以特高压工程建设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006－2023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考察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能源错配的影响。研究发现，特高压工程建设改善了城市能源错配。机制分析表明，特高压工程建设通过降低能源空间流动成本、促进产业集聚和强化区域协同发展三条路径改善能源错配。在空间溢出方面，改善效应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特征，溢出边界约300千米。异质性分析发现，改善效应主要体现在东中部地区及能源错配类型集聚的城市。在西部地区，由于产业锁定与跨区域补偿机制缺失，特高压工程建设反而加剧了能源不足地区的错配问题。据此提出精准优化特高压工程空间布局、创新跨区域制度设计、强化区域赋能、分类推进特高压工程建设与区域能源配置优化协同发展的政策建议。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基于2019—2023年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成本和收益数据，对“十五五”期末，即2030年，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财政成本和收益进行预测，并就七个超大城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对常住地政府财政的影响进行评估。结果表明，超大城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给常住地政府带来了财政净收益，且农业转移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越高，其对常住地的税收贡献越大。同时，农业转移人口对促进常住地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起到重要作用。此外，随着基本公共服务对农业转移人口覆盖面的扩大，常住地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财政成本会迅速攀升，但其达到一定水平后会逐步下降，常住地获得的市民化财政净收益也将随之逐步提升。据此提出政策建议，为地方政府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落实常住地登记户口供给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提供决策参考。
以武汉市B社区“微邻里”平台为案例，揭示超大城市社区“技治悬浮”的实践样态及形成机理。研究发现，超大城市社区“技治悬浮”的具体表征为主体能力内卷、参与壁垒固化、数据资源悬置与公共价值遮蔽等，其形成源于技术属性与超大城市社区治理情景的非适配性张力，即技术化约属性与“超异质性”治理需求的矛盾、技术事本主义与“超复杂化”治理结构的脱嵌、技术刚性约束与“超动态化”治理场景的张力以及技术工具理性与“以人民为中心”治理理念之间的偏差。据此，从治理主体能力、居民参与结构、数据资源场景与数治价值理念维度提出“技治适配”的矫治策略。研究有助于深化“技治悬浮”现象的成因认知，为推动超大城市数字治理提质增效提供借鉴。
共识凝聚是影响老旧小区改造成效与社区可持续治理的关键变量。运用扎根理论方法，对北京市12个典型社区的深度访谈资料、政策文本及社区内部文档进行编码分析。研究发现，共识凝聚始于受损者心理排斥、信任赤字、规则效能孱弱的结构性困局，经由情感关系重塑与组织资源支撑形成基础架构，通过深度协商整合多元利益诉求，催生出制度化的改造成果。该成果依托信任建构机制，实现从人际信任到制度信任的跃迁。研究揭示利益相关方历经冲突、调适、协商与整合，最终达成共识的演进过程，为城市更新中的社区治理研究提供新分析框架。
